这其实是一件听着非常刺耳的事情，可很不幸，它却寻常到生活中到处可见！
　　广州一对L姓富商久婚不孕，去年初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8个胚胎竟然全部成功。大喜过望的富商夫妇找来两位代孕妈妈，再加上自身共3个子宫采取“2+3+3”队型，在去年九、十月份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诞下4男4女八胞胎。寻常人家，生养一个孩子已是艰难，可人家超生的离谱不说，过十万的月护理费也不禁令人咋舌。
　　要说起名人明星超生，社会上比比皆是，大家都能信手拈来。继两年半之前生下女婴之后，毛阿敏在上海又生下一个男婴；此后不久，王菲和李亚鹏计划再生孩子；孙楠、景岗山等艺人都有为孩子超生户口问题四处奔波的经历；明明有了孩子的王宝强，至今还在美国陪老婆待产；此外，章子怡的理想是：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竟还有这样的声音：明星多生孩子可以提高国人整体素质。这究竟是什么逻辑？
　　超生几乎成了富人、明星的财富标志，而地方违法生育人口也竟然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呈关联性增长。比起农村的超生问题，这些被称之为“超生贵族”已愈发能激起民众的贫富激愤。
　　据南方都市报曾经的粗略统计，资产过千万的企业家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个超生。在我国还在坚定不移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时，名人富人们超生却成了一种特权的象征。难道有钱就能违反基本国策吗？有钱人能买起指标，这让穷人如何自处？难道国家政策的执行也要分三六九等？说实话，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超生新贵”的数目自然远远比不上“农村超生游击队”。但其负面影响，必将导致普通人公平感的丧失及情感上的煎熬，致使权威的国策有了金钱可以换取的不公。
　　此外，“八胞胎”的生育，不仅是“奢侈”的，还是违规违法。当今世界上，只有印度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允许代孕，我国明令禁止实施代孕技术。明令禁止的事儿公然为之，若不制止，具有眼球效应“生育典范”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而且还会导致辅助生殖技术被广泛滥用。追究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现行法规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操作规程、特别是与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尚无明确规定。
　　对此，编者认为，简单的罚款对于有钱的名人无异于扬汤止沸。当超生面临经济杠杆失效的尴尬，使得赚取民众血汗钱的名人、富人，有了占据很多社会资源的不正当借口，进一步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财富资源等都会受到影响。因此，除了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会抚养费以外，更应及时的将违规违法信息公开披露，建立对应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比如不能参加各类奖项的评选、不能再享有相关的特权等。
　　还有，相关政府要从自身做起，加强对职能部门人员和市场的监管。追究代孕机构的责任无疑能平息舆论一时的愤怒，但如果再不从自家的墙角堵起，为利益而生的蛀虫将越来越多，从而泛滥的无以为治。因此，对代孕行为立法和对“超生新贵”的强制规范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