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7日，国土资源部公开了首次土地违法问责结果，全国有73个市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被处以党政纪处分，但无一人被撤职。按照部署，国土资源部将在今年实施第二次对2010年度土地违法严重地区市县一把手的问责。近日，上海等9个省(区、市)的一些严重违法的地级市以及县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被约谈。

　　值得注意的是，国土部在去年的土地问责中也曾放出过“7月督察、8月约谈、9月问责”的时间表，当时就有人对其中的约谈环节提出质疑，称这样的约谈很有可能会成为“商谈”和“协谈”，将使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而最终的问责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种猜想。

　　从上次的问责官员名单看，被问责官员主要是处级以下干部，厅级干部仅3人“入围”，无人被撤职，无人遭法办，甚至有8个人已经升迁。此外，73人中均是三四线城市的官员，省会城市官员无一上榜，而且这些人都是地方行政副手，绝大部分官员只是执行者，没有决策权。

　　出现这样的结果无疑让首次土地问责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这其中与约谈到底有多少关系，囿于约谈内容的不透明，人们无从猜测，但约谈这一过程显然不会对问责的严厉性有什么积极的效果。为何偏偏要进行这样一场约谈？国土部给出的理由是“要问得合理，让地方心服口服”。事实上，“合理”和“心服口服”与约谈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只要事实清楚，依据充分，违法的官员没有道理不心服口服，反倒是约谈这种问责模式因为缺乏力度而被公众质疑。

　　当然，我们也理解国土部对于问责地方官员上“压力极大”的苦衷，然而越是压力大，就更应该让问责变得严肃，减少其中缓冲地带，不然很容易变成相关专家口中的“没有人被拿下，年年问责，依然年年有人违法用地”，如此这般，压力只会变得更大。

　　其实，在法治社会中，土地问责大可不必费如此周章，我国《刑法》关于土地方面的罪名，覆盖了从征地到用地，再到管地这三大领域。只要相关部门能够严格执法，将违法官员及时移交司法，问责的合理性并不存在什么疑问。

　　多年来土地违法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的症结，恰恰就在于问责力度缺乏保障，原全国政协常委李雅芳表示2001年至2007年间，土地违法只有0.1%的刑事责任追究风险。可以说官员们承担着极小的违法成本。一旦问责制度在真正意义上严肃起来，斩断相关官员土地违法的利益动机，治理土地违法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