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公租房成为“空置房”的消息让人触目惊心，其背后的原因更发人深省。

　　据媒体披露，去年12月底，郑州市区面向社会公开供应1551套公租房，然而，据最新统计，整个市区递交申请的仅362户，不及四分之一。

　　另有媒体报道，上海首批两个市筹公租房项目“试水”入市，首期申请率只有四成；武汉首批公租房启用20多天，仅有三成房屋住上了人，七成房源无人问津。

　　公租房是“十二五”时期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资重点，不仅肩负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任，同时还承担着优化投资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任务。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公租房却变身“空置房”，如果其“病因”不能得到及时诊断，其“病情”不能得到有效治疗，最终会导致何种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据媒体报道，公租房之所以成“空置房”，探究其背后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三个过”：一是公租房租金过高，二是公租房申请标准过严，三是公租房位置过偏。

　　公租房租金过高，吓跑了申请者。公租房租金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面积偏大，二是单价偏高。譬如，郑州公租房有40平方米和60平方米两种房源，租金在400元至600元之间，而类似地段市场上单间宿舍的租金在200元左右且没有物业费。对面积要求不高、但在意租金的中低收入者，自然对公租房退避三舍了。

　　从郑州实践看，公租房目标群体中有不少人相对不在意面积大小，而更在乎租金高低。这说明在一些城市，当前解决公租房租金过高问题，可着力于两点：一是公租房面积可先从小从低限盖起，二是公租房投入应以政府主导为主。

　　公租房面积从小从低限盖起，在单位租金相同情况下，能够确保公租房租金总体的相对低廉；同时，同样的资金投入可以盖起更多的公租房，就能够真正优先泽被那些最需要被保障的人。

　　另外，社会资金终归是要讲究投资回报的。公租房的“部分”保障性，决定了其“部分”的非营利性，即公租房单位面积租金低于市场租金的差额，肯定得由政府财政来“贡献”，而不可能由社会资金来承担，对社会资金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公租房申请标准过严，导致申请人数过少。这个其实是好事，解决起来也方便。过去，由于没有好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保障房往往沦落为腐败房。现在，公租房申请门槛过高，而导致许多人被排除在外，这说明公租房没有再次沦落为腐败房。为避免公租房成为空置房，只需将申请门槛放低一点，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公租房位置过偏，而导致乏人问津。这问题最复杂，解决起来也最难。公租房的选址和布局，并非全部集中于市中心才可以，关键是得真正有利于城市“夹心层”的生活和工作。

　　据媒体报道，许多城市的公租房规划选址往往在城乡接合部或郊区，宜居性不够，导致公租房有效需求的不足。如上海市两个公租房小区离最近的地铁站都有一公里以上距离，公交又无法满足出行要求，这自然让人望而生畏。

　　公租房供应主体，是上班族中既买不起经适房又不够廉租房条件的“夹心层”，朝出晚归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每天的早出晚归，决定了上班族对地段、公共交通等配套，比其他人有更高要求。

　　公租房位置过偏固然不好，但全部集中于市中心也不一定合适。试想，如果把北京的公租房都集中于东城区，把上海的公租房都集中在黄浦区，租赁者难道就全都感到方便了？

　　中国一些城市房价如此高企，同中国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不无关系。而中国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又同中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唯GDP增长论有关。

　　热衷于当世界工厂而忽略国民福祉同步提高，是房地产泡沫膨胀的根源之一。公租房选址布局考虑不周导致空置，同城市规划唯GDP增长密切相关。

　　公租房“空置”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公租房面积大小、规划布局等技术层面的考虑，也需要城市为谁发展、发展又为谁服务等更高层面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