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未满30岁的高三年级班主任赵鹏服毒自杀。他留下遗书称，活着太累，每天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工资只能月光，决定自杀离世。据悉，赵鹏3月份的工资为1950元，包括1450元基本工资和500元补助，而4月份没有补助，只有基本工资。（5月28日《新京报》）
 　　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或许有很多人与笔者起初的心态是一样的，堂堂一民人民教师，还是高三年级的班主任，心理承受能力未免太差一点了吧。但是，当笔者真切的看完了整篇详细的报道后，双眼已是满含泪水。一位老家在东北，上大学的钱是家里东拼西凑的，妻子是一名非正式的护士，每个月的工资竟然只有300多元，自己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0多元，一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有区区不到2000元，现在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笔者实在是难以想象赵老师平日里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辛，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
 　　在看到赵老师生前的遗书时，笔者知道了为何起初看到报道会有那种实在不该的“麻木”，是因为这样的“累”笔者也感同身受，这样的“重复性”生活笔者也在继续，或者说每个人都会有些许类似的感受，但是为了生活、为了家人都在默默的忍受着。有的人累了，习惯了发发牢骚；有的人累了，喜欢极端的行为；还有的人，苦苦挣扎之后选择了逃开这生活重担的枷锁。谁都知道，教师的行业是辛苦的，高三教师的辛苦更是言语难以言喻的，当辛劳的工作与收入完全不成比例，甚至是入不敷出的时候，工作之苦一直在叠加，生活之苦也不曾缓解，再坚强的生命恐怕都承受不了这样的重量吧。
 　　有的人认为赵老师的离去不过是教师行业压力的个案，笔者则不这么认为，关于孩子们如何不负重担、逃离教育的新闻是层出不穷的，我们会批评学校，批评家长，还会批评老师，他们逼得太紧、看得太严，孩子们整日生活在压力中，心智都显得扭曲了，我们也整日在呼唤着减压、减负，但是，谁可曾想过或者关注过，作为教书育人的教师们，他们也是生活在这第一压力下的人群，他们也是需要和孩子们一样的“呼吸”，在孩子们晚修后，他们还得挑灯夜战，在孩子们还在梦乡的时候，他们已经踏上掀开黎明之路，他们生活的压力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赵老师的离去，源于压力、源于生活困苦，源于低薪酬和格式化生存下的压力叠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只能是一个助力，更主要的还是那一望不见尽头的教师薪资制度。
 　　据笔者了解，国际上曾经做过一份教育研究中心的调查，单单只说工资的话，在全球调查的二十八个国家教师里面，中国教师的工资是排到了垫底的位置。就此可想而知，如赵老师一样领着尴尬的工资的人并不在少数。而堂堂一位高三班主任的工资，或许还比不上小城镇里面一位小学教师的工资，这等强烈的落差感，怎能不刺痛一位兢兢业业教育者的心，怎能不让这位教师感到精疲力竭呢？。《教师法》明文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教师有多少人的工资达到了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赵鹏的基本工资加上500元补助还不到两千。请问：该地公务员的工资也是这个水平吗？河北省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每月发980元补贴，为何在馆陶，发到每位教师身上就变成500元了，到最后甚至还不发了呢？难道该地政府领导就是这样尊师重教的吗？
　　 赵老师离去的悲剧，是无法回避的追问，更是现在制度疲软控制和公平失守的表现，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个“房奴”、“车奴”“各种奴”的社会，我们怎么能让教师这个职业仅仅只有表面的光鲜，更应该让他们在尊严上挺起“腰杆”。一味的只是事后的安抚不可能真正的解决什么问题，更不可能是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治本之道。赵老师的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心里，哀莫大于心死，赵老师的离去，难道不值得教育部和政府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