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十余名北京放生客来到河北省兴隆县苗耳洞村，将数千条蛇放归野外。大量的蛇横行并爬进村民家中，一度在当地引起恐慌。全村男劳力均放下农活加入了“打蛇行动”。村民称，蛇的数量多，不知道是否有毒，同时担心数量如此巨大的蛇群如果在野外捕捉青蛙等动物，可能对当地生态产生影响。最终，经兴隆县林业公安部门协调，放生客向村民赔偿了4万余元。（6月5日《京华时报》）
 　　放生，无可厚非实乃慈悲之心，但是这慈悲之心不仅仅要体现在对待承载动物生命的拯救上，更应该体现在对肉食生活的尊重上。诚然，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公民对待动物的保护态度上。更何况，仁、恻隐之心、善端，历来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孟子就曾说过：“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但是，从拦车救狗到野外放蛇，当动物保护日渐逾越合理范畴，上升为某种意识形态甚至宗教狂热时，我们便不得不警惕极端分子那些源自所谓“道德使命感”的肆意妄为。因为它们不仅无视他人的正当权利，挑战社会的公序良俗，甚至屡屡突破法律底线。
 　　近些年来，不时有着热衷动物权益保护的人，采取了堵餐馆的方式来抗议食狗、食猫，笔者对于那些食狗、食猫的一众也甚是不敢苟同，但是采取了这些极端行为的人，在经营自身自由和保护动物的同时，也对他人的自由和选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困扰。具体到这件事情上来，就很难想象数千条菜市场购买的蛇全部放生，数量之大也足以造成一次严重的生态灾害了。对于处于蛇的食物链下端的动物来说，可能将面临灭顶之灾；而对于处于食物链上端的蛇来说，当食物吃尽时，它们的命运也可想而知。缺乏常识的所谓放生的“生”，不过是放生者幼稚的主观想象而已。更何况，放生的地点靠近村庄，势必对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干扰，引发恐慌。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有关“动物野外放生须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批准”的规定可能并非人尽皆知，但是，村民口中的担忧应该是每个常人都会有的吧，可是为什么那些自诩“有爱心”、“不杀生”的兽道主义者却恰恰忘记了呢？是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为之？难道“放蛇归野”是行善，破坏生态就不是造孽吗？笔者是觉得像拦狗、放蛇等事件的一再发生，反映出的是部分公民理性精神的缺失。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它与近代启蒙的屡遭打断不无关系；从现实的制度层面考量，我觉得关键在于相关法律的缺失，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律理性的匮乏。法律的缺失使得“动物福利”的边界相当模糊，于是乎一方面有人将“动物福利”无限扩大，甚至不惜损害人类利益，而另一些人则将动物视作可以任意发泄情绪、虐待残害的物品。
 　　放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文明进步的觉醒，但是很多时候意识上的苏醒并不是实践的觉醒，无论是出于动物保护的诉求，还是对环境保护的追求，放生都需要尊重自然、尊重他人、尊重法律，而不能为了满足个人的某种诉求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法律的理性就得不到伸张，那么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只能沦为一句空话。新的理念才能使得野生动物在大自然里更加自由、健康、快乐地繁衍生息，才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才是人类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