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基地管辖的田地里耕种了七年后，农妇谭芳（化名）抱怨说，她从未尝过一粒自己亲手种的大米。
　　七年来，从她手上收割下的“高科技”稻谷总重量已接近20吨。这些稻谷周而复始地被送进一墙之隔的仓库，最终烂掉。
　　“老师们不允许我们吃。”谭芳说。在福州市盖山镇吴凤村的的农舍外，四十多亩稻田里刚插的秧苗正暗藏玄机，“他们说这是转基因水稻，还在试验，不是很安全。”
　　为了免于置身未知的恐惧，谭芳不得不选择从基地外购买大米。但她不知道的是，基地之外，亦早非净土。
　　尽管中国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转基因主食的商业化种植，然而，来自欧盟的预警通报却不乐观。2012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共通报了28批次的来自中国（包括中国香港）的违禁转基因食品，其中24批次是大米制品。
　　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论，仍在持续，但中国人的饭碗里，已潜伏着转基因的魅影。
　　欧盟拒绝透露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的详细信息，南方周末记者在福建、浙江两地的试验基地源头考察，并对国内七十多家种业公司和种站进行咨询调查，力图还原中国转基因水稻扩散的新趋势。
　　风声紧，暗流仍涌动
　　“湖北是转基因水稻种植的重灾区。”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说。2004年至2006年间，该组织《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调查报告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吨－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今年（指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吨-12500吨。”
　　这份报告最早揭开了中国转基因水稻扩散的秘密，并曾引起轩然大波，此后媒体对转基因水稻的指摘大都基于此报告。
　　扩散源头一度指向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部目前只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其中“Bt籼优63”研发者——中科院院士、华中农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被上述报告批露出任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科尼公司委托湖北松滋种子公司来进行制种。而这些种子中的部分，最终流播至湖北、湖南多地。
　　转基因水稻研究学者、种业公司、基层种站、农民……中国的转基因水稻，被疑正依着这一路径流近餐桌。
　　实际上，中国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科研机构远非一家。除了bt抗虫性，还包括抗病、抗逆转基因、抗除草剂、高产转基因、高品质转基因和综合性转基因等七个方面，研究机构则遍布广东、浙江、湖北、北京、湖南、安徽、辽宁、江苏、上海、山东等地。
　　转基因水稻是用转基因技术把水稻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到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病害。但转入的基因影响水稻原有基因的表达，可能引起很多难以预期的后果。
　　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实施办法，转基因植物品种在培育出来后，需要经过安全性评价阶段，才能获得安全证书。而安全性评价阶段，则包括实验室、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四个阶段。获得安全证书，意味着已完成商业化种植前的所有安全认定工作。
　　后两个阶段需与农民合作，到不同的水稻产区检验植物是否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生态条件，收获的水稻应该统一回收处理。但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舒庆尧承认，一旦农民看上了田间的稻种，对农民的制约就比较难以保障。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调查七十多家种子公司和种站发现，仅以抗虫转基因水稻为例，它们曾经的试验地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所有水稻种植地区。
　　以欧盟通报中披露的“科丰6号”为例，当时研发机构福建农科院的合作对象包括了四川农业大学和湖北、广东、江西、黑龙江等地的农科院多家单位，主栽品种覆盖长江流域、华南多个稻区。
　　在福州，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福建确曾存在相当规模的转基因水稻种子销售市场。包括福建农科院与上市公司丰乐种业合资的闽丰种业、中国种子集团福建农嘉公司等，都曾在业内被传有染。
　　令人稍微欣慰的调查结果是，大部分种子公司、种站都表明目前已无此类种子销售。一名业内人士称，上述福建企业“因为这两年风声紧，大家才不做”。
　　“现在制种都要检测转基因，万一在种子里查到转基因成分，我们就惨了。”福建建阳市一名种业公司负责人解释说。在福建省农科院曾试验性种植过“科丰6号”的沙县良种场，一位工作人员同样承认，在几年前确实有人销售过转基因抗虫稻。“现在不能搞，都销毁掉了。”
　　不过，暗流依然涌动。四川、湖南、广东等地的一些公司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咨询时表示，他们虽然现在不卖“抗虫稻”，但依然有渠道可以获得。“现在大量买是肯定买不到的，少量的话，可以去一些科研单位。”福建六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业务员说。
　　而在湖北，天门市迪龙种业有限公司则显得张扬。在其公司官网和阿里巴巴网站上，他们依然在公开销售一种难以识别的“全能抗虫水稻——SCK4259”。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询问时，该公司一名业务员承认，被称为“超级克螟籼稻”的SCK4259正是转基因育种技术所得。“没有转基因怎么抗虫？我们做了十几年了，每年会卖几万斤出去。现在已经卖没了，每年2月份是旺季。”
　　尽管目前国家严控转基因主粮种子的扩散，但趋势依然令人担忧。
　　挡不住的扩散
　　实际上，只要研究转基因水稻，扩散的可能性几乎不可避免。“理论上，如果一粒种子流出，种植一万亩、十万亩都有可能。”舒庆尧说。
　　舒庆尧是浙江大学教授高明尉的学生，他们组成的课题组，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转基因抗螟虫品系“克螟稻”。
　　克螟稻，针对的正是水稻最大的天敌。“二化螟、三化螟、卷叶螟……经常会弄得农民颗粒无收。”高明尉说。在科学家们的眼里，抗虫转基因水稻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统计数字显示，螟蛾危害着中国75％的水稻，每年导致的损失高达十亿美元。
　　在“卷叶螟”肆虐的浙江上虞，克螟稻无疑是农民的福音。知情者回忆，该品种刚培育出，当时的上虞市种子公司就曾多次出面联系洽谈，最后将该品种“引进”到上虞进行试验示范。
　　74岁的小越镇原植保员孔庆水回忆，这种不用施农药的克螟稻在示范田里表现非常优异。“别的地方稻子被吃光了，这里的还是好好的。附近几个村的农民都很喜欢。”
　　但由于中国迄今仍未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科学家只能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我们转基因试验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要上报的，只有经过农业部批准才能做。”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团队主要成员林拥军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早期试验和中间试验阶段，管理是很严格的。”林拥军说，为了避免被人盗走，他们甚至在试验田周围筑起了3米高的围墙，以及2米深2米宽的“护城河”。
　　但即便如此，却依然难以阻挡转基因水稻在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阶段的扩散。克螟稻在上虞的遭遇正是如此。要求匿名的当地村民说，爱上克螟稻的农民们当时不少都留了种。
　　而种子公司的介入、私自育种，则加剧了扩散。从上虞市种子公司改制而来的上虞市舜达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一位业务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在前几年，他们确曾卖过克螟稻等转基因水稻。“但现在查得紧，转基因水稻，我们都不卖了。”
　　而不再销售并不代表结束扩散，除了已扩散的种子，另一条隐秘的链条在学术研究领域。高明尉说，抗虫水稻相当于人类造出了一个新品种，这种抗虫基因可以通过杂交方式，转移到其它稻种中去。“自然界有人用过后，就不能排除有人把转基因水稻作为母本杂交。”舒庆尧表示。
　　以科丰6号为代表的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株系为代表。知情者透露，研发该系列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和福建农科院为主的研究团队，曾联合多个育种单位，通过转育方式配置了大量的抗虫杂交组合。“这些品种一旦耕种，同样会被检测出转基因。”
　　合法实验和违规整改的困局
　　尴尬正在延续。因含有违法转基因成分的米制品屡次被检出，早在2008年，欧盟对中国出口大米及米制品就提出了采取保障性措施，要求加强对中国出口米制品的转基因检测。
　　转基因水稻违规种植的后果，在国内并非最为严重的浙江地区窥见一斑。2009年初，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动植检实验室就曾在浙江省出口欧盟米制品中多次检出转基因成分。为了解决问题，工作人员走访了杭州旺旺食品、杭州娃哈哈食品、浙江中大食品等公司，提出了控制源头、确保供应链稳定等建议。
　　但当时的数据显示，虽然经过努力，转基因阳性检出率从2009年10月份到2010年4月份比2009年1-9月份下降了43.4%，但依然有17.2%检出违规。
　　几乎同时，绿色和平抽检发现，湖北、湖南、福建和广东四省仍然有大米及米粉样品被检测出违禁转基因成分。
　　“2010年，福建曾陆续接到市场销售转基因大米的报告，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多次就转基因大米问题作出批示。”福建业内人士回忆说。
　　这是最严厉的一年。“福建随后出台很多政策，对很多目前在制的制种田都展开了拉网式检测。”福建南平市邵武县的一位种业公司负责人说。
　　这也是全国统一行动的一部分。福建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程书田说，2010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上任不久后，农业部便开展了堪称“史上最大”的种子执法专项行动，有超五分之一的种子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超十分之一企业的许可证被注销。根据农业部的总结，这次执法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首次进行转基因检测，并对违规参加区域试验的组合材料和相关单位采取了处罚措施。
　　“没有人再敢把转基因种子生产与别的混在一起，花粉飘到其他种子去，别的种子检测出，整个公司是要冒很大风险。”成都阳光种苗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
　　而此时，中国首批获批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已在实验室里静静躺了3年多，争议依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