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商业发达、就业机会多、教育医疗等资源丰富、生活便利，乃是“现代性”的显著标志之一。但生产和消费的繁荣必然带来垃圾的增加，为此，必须在城市周边兴建垃圾填埋场和焚烧设施。前者，不喜爱的人不多，后者，不厌恶的人也不多。大家避之唯恐不及，“邻避”（Nimby，NotInMyBackyard的缩写）运动也就应运而生。真是令人头痛啊！
　　要是一方面城市生活的诸多好处能一个也不少，另一方面不制造那么多垃圾，那该有多好！
　　宣扬环保的生活方式，提倡分类回收和垃圾减量，是最常见的应对措施。只可惜如果不与其他更实质性的措施配合，效果是极其有限的。盖成本收益的计算，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中。分类也好，减量也好，都需要额外的成本。若非是觉悟高、自制力好的环保人士，一般人心血来潮，执行几天可以，持之以恒是很难的。
　　可是，对台北市的270万市民来说，垃圾分类和设法减少垃圾丢弃却成为他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天生的环保人士，而是得益于台北市政府首创的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该政策不仅是世界首创，而且还异乎寻常地成功。
　　2000年7月，马英九为当时的台北市长。有鉴于台北生活垃圾的急速增加，在吸收和权衡了市民与专家的意见后，马英九拍板推行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在此之前，台北的垃圾费是按照水费的一定比例征收的。用水量大的商铺，如美容院或理发馆需要缴交更多的垃圾费，确实有失公平。市民对于垃圾分类并不热心，台北的资源回收率仅为2.4%。
　　垃圾从量计费后，垃圾费不再另外征收。市民可至指定地点，如便利店等购买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指定的垃圾袋，价格为每升新台币五毛。市政垃圾车只收取使用该专用垃圾袋的垃圾，分类垃圾免费收取。若违反规定使用非专用或伪造的垃圾袋，会被重罚，举报不法行为的市民可获得一定比率的罚款作为奖励。
　　这个政策的妙处，在于提倡的环保行为与设计的经济激励之间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环保人士们需要极大热情像苦行僧那样才能践行的事情，台北的家庭主妇阿公阿婆们，为了节省家用，每天稍稍花些时间就可以做到了，而且是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好的效果做到了。
　　厨余垃圾时间放长了会变味，不能久放，难道就白白每天多一个垃圾袋？用厨余做花肥是家庭主妇们想到的一个妙招，养花怡情，又能利用垃圾，真是一举两得。阿公阿婆悉心教导少年垃圾分类的方法，更是台北市民生活的一景。
　　统计显示，实施政策之前的1999年，台北的家庭垃圾总量为每日2970吨。实行政策的当年，即下降为每日1883吨，这意味着2000年只搞了半年新政策，垃圾总量即减少了36.6%！更为激动人心的数据是：人均垃圾量由新政前的每人每天1.12公斤，降为2009年的0.39公斤，10年间减少了65.2%！资源回收率更由新政前的2.4%，摇身一变为2009年的45%！政策的效果，可谓惊人。
　　该政策在节省公共开支方面，也有奇效。在政策实行之时，台北市仅有一个启用于1994年的山猪窟垃圾卫生掩埋场，设计使用寿命为十年。建立之初，每日进入掩埋场的垃圾量为2501吨。台北新政策实施十年后，虽然台北市人口由260多万增长至270万，但至2010年，垃圾掩埋量反而减少至每日65吨，即只有原来的2.6%！正因如此，山猪窟掩埋场的计划使用年限推至2020年，比原计划多了16年。而早前台北市计划的另一个掩埋场，也可不必兴建。仅仅该项，就为市政节省了约200亿新台币。
　　除节约了纳税人的钱，每一位台北市民也得了好处。实施新政策之前，台北市平均每户每月缴交144元新台币垃圾费。而2009年，每户的垃圾费降为每月37元新台币，节约了74.3%的钱。城市周边的市民，亦可少受与垃圾掩埋场为邻之苦。可谓公私两利了。
　　此外，政策带来的市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亦不可不提。环保和垃圾分类，是更文明、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如今台北市民，受了激励去身体力行环保，也乐得标榜自己环保，环保理念自然就更深入人心了。如此在邻里之间，便自发形成了道德与舆论上的监督。被发现不能遵守政策的人，便难免被人耻笑、被人戳脊梁。这大概也是政策实行至今，违规的垃圾只占不到0.1%的原因吧。而政策实施之前，种种关于实施环节的担心，如不守法者众怎么办之类，最后一个也没有应验。
　　这就是价格机制的巧妙之处。热血正义人士的号召，政府的大规模宣传都做不到的事情，只要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得法，建立正确的激励方向，就可以手到擒来。
　　值得一提的是，台北的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成为垃圾减量和分类的著名成功经验而受到广泛关注，被誉为“台北经验”，也是马英九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