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中国国家发委确立了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作为低碳试点；北京和上海在2011年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环境NGO达尔问环境研究所从2011年5月开始，选取这8个试点城市为样本，开展了家庭用能情况的调查。被确立为试点一年之后，被调查者多数听说过低碳，部分积极支持，但只有少部分能切身实践相对低碳的生活方式。个体能耗和碳排放的多少，更多受制于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社区供能结构等客观因素；经济条件是家庭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也是能耗和碳排放的关键。
　　通过3200余份问卷、以及每个目标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3-5个家庭入户访谈，调查发现：
　　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报刊杂志等，公众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基础知识和行为意识的普及教育。调查显示，99%的受访者均表示对气候变化有所了解，并知道低碳生活这一理念。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低碳呢？在135名受访者中，仅有10人表示为了环保不会购置汽车，62%已经拥有汽车的受访者坦诚每天都会开车出行，32%的受访者表示车子多用于长途旅行。经济收入在家庭低碳生活方式选择上起决定性作用，基本生活方式往往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由其基本经济收入和社会环境所决定了的。比如：南方沿海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可能拥有四到六台空调，每一台空调温度都设定在26度，而居住在同一城市的打工族则只能长期租住在没有空调的小房子里；一些家庭可以在假期时买机票，全家一起进行国外游，另一些家庭则有放假的时间已是奢侈，并且几乎不可能有出游的专门计划。
　　应该说，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意外。
　　同样合理但也同样令人感慨的一个发现是：家庭的低碳意识和行为存在显著差距：普通工薪阶层日常出行必须以公共交通为主，是因为省钱又方便，虽然他们并不考虑公共交通有多低碳。白领阶层可能出行必备私家车，往往更多的是为了出行方便和工作需要，尽管他们很清楚这样并不低碳。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家庭用能结构存在差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农村家庭用能占农村能源消费的比例从80.3%下降到了约50%，而生物质能源占家庭用能的比例只从80%左右降到约70%，电力和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比上升迅速。但是农村能源受经济条件限制严重，能源结构调整速度较慢。
　　相比之下，交通耗能和住宅耗能是城市家庭能耗的主体。
　　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中国的家庭用能结构存在南北地域上的差距。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家庭开始使用液化气、电力等能源的时间比较早，而且普及很快，早在1996年，电气等清洁能源已开始在江苏等地的农村普及。而在北方牧区，农村家庭基于生存目的的消耗，构成能源消费的主体。
　　区域间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在能源消费类型和消费量上产生明显差别，低碳倡导应因地制宜，需要政府针对性采取节能措施。
　　同时，用能习惯也对环境有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来自用能主体。农村家庭的用能主体是生物质能源。1991年到2008年，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长率为2.59%，约占碳排放总量10.43%,其中秸秆焚烧排放占比竟高达90.60%。这种能源模式不仅碳排放量巨大，也损坏了耕地的自修复过程，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下降。
　　相比之下，城市能源形式多样，电能、煤气和天然气是家庭生活主要用能，柴油、汽油、天然气是交通出行主要能源。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能源和排放相关。其中，居民洗澡次数、洗澡时间、饮食偏好、出行方式、娱乐方式以及工作习惯等，决定着个体能耗的多少，同时也影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生活资源和能源的不恰当利用，如食物、电能和水资源的浪费，损坏了群体的利益，日积月累之下往往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比如在饮食方面，从1979年到1999年，北京家庭食物碳消费总量增加了28.5%,食物碳消费结构从“以粮食为主”转变为“以粮食和肉类为主”——根据食物链理论，肉食消费是隐性的高碳排放。
　　达尔问在调查中发现，城市能耗具有“锁定效应”，大型设备、基础设施等一旦投入使用，其能源来源和效率将会保持一定水平，而社区的能源供应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的燃料选择，因此低碳社区的建设，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发展方向。同时，大部分的日常消费品生产环节耗能巨大，确实应该在生产环节节能减排，这可以通过政府税收转移支付来平衡低收入者的收支矛盾。
　　而在家庭和个体的用能习惯上，外部环境的影响是相对有效的作用方式，而影响家庭的外部环境，如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价格、市场条件、环境政策等，大都必须政府牵头，因此，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更适用于城市家庭用能改革。个体消费者在进行低碳活动时，往往面临与社会惯例相矛盾、生活不便捷等情况，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并时常陷入无助和孤立的情绪。通过社区和部门的形式来执行低碳理念，是更好的办法，可适当考虑采用经济手段鼓励低碳生活，对于低收入低排放的低碳家庭给予低碳补贴或奖励，而对于高收入高排放的高碳家庭征收类似碳排放税等手段来限制其过度消费。绿色办公室、有机农产品集市和倡导低碳理念的社区都可以促进消费个体的互相监督和自我监督，并提升个体坚持低碳行为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