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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今年，遭遇特别严重的虫灾，又给种粮大户造成了何种冲击？记者深入虫灾严重的吉林部分地区，发现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通过土地流转催生出来的种粮大户们，目前正在面临资金的巨大缺口，被迫以高息的民间融资来维持。
吉林省德惠市天台镇华家村村民乔玉贵最近发现自己的眼睛不行了。
他家共有5垧地（东北方言，1垧地合15亩），自从爆发虫灾以来，他就一天都不敢怠慢。由于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指导，他每天亲自到农田喷药。在第四次打药时，乔玉贵发现自己彻底不行了，“眼睛看到玉米地一片黑”，他的眼睛被农药给熏伤了。
但是，乔玉贵已经顾不了自己的伤情，他最担心的是玉米收成和即将到来的债务。
在华家村，乔玉贵是“抬钱”种地的农民之一。当地人所说的“抬钱”，其实就是借“高利贷”，通常需要支付14%～20%不等的年息，远高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
偏在这时，一场几十年不遇的虫灾，让他彻底乱了手脚。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之下，快要到来的原本是农民们最喜悦的秋收时节，今年，或许“乔玉贵”们实在喜悦不起来了。
突如其来的“粘虫劫难”
从吉林德惠市到农安县的一辆巴士上，乘客们聊天的主题一直围绕着“虫子”。靠近农安县时，车里出现一阵骚动，乘客们纷纷探出头来张望，路两边的玉米地出现一片片“只见杆不见叶”的玉米田，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刺眼。
德惠市天台镇华家村今年就遭遇了“粘虫劫难”。8月19日，德惠地区下了一场大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华家村时，村子四处依然弥漫着农药味。
“前几天农药味更重。”华家村二社农民高彦青说，自从8月初爆发虫灾，农民都打了三四遍农药。
高彦青今年五十来岁，在他种田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遇上过如此严重的虫灾，“那个虫子吃玉米吃得刷刷响，吃得真是让人心疼。”
华家村二社村主任乔金友向记者介绍，华家村二社共有109垧地，80垧遭灾，其中有20多垧被吃得“片叶不留”，基本上是绝收。
而从8月初开始，农药的价格也从最初的每垧地100元涨到了150元，雇车的费用也涨到了50元，每垧地打四回再加上油钱至少得1000元，但农民也顾不了这么多。
“这些虫子的抗药性强，打完药晚上他们还出来吃夜宵。”乔玉贵迷着眼自嘲地说，虫子没打死，眼睛快打瞎了。
记者发现，他的眼睛布满了红色的血丝，另一只眼睛大多时候只能闭着。
种粮大户的风险
在华家村，乔玉贵是抬钱种地的农民之一，这场虫灾彻底破灭了这位“种粮大户”的梦想。
乔玉贵家里原本只有1垧地，今年年初他租种了村里4垧地，租金每垧每年是7000元，用专业术语，乔玉贵所做的叫“土地流转”。
但是，农民承包土地后就没这么简单，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首先是7000元的租金，其次是租地不会享受国家补贴，还有就是不可预测的天灾风险。
乔玉贵说，他家的玉米地现在只能打到1万多斤，按照往年9毛/斤的收购价，到现在每垧地得亏2000多元。
在当地，像乔金友一样“抬钱”租几垧地种的不是少数。他说，村里的种粮大户几乎都会贷款或“抬钱”，而“抬钱”种地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由于资金投入过大，遭遇天灾人祸，种粮大户多年的积累可能在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加上“抬钱”的利息，有可能成为“压倒农户的最后一根稻草”。
信用社贷款太难
在华家村，既有像乔金友这样新晋的种粮大户，也有像刘军波这样经营多年的种粮大户。刘军波是全村拥有土地最多的大户，共有8垧地，其中有3垧是租来的，而且先后花了三年才使得种植面积扩展到这么大。
即使有一定的积蓄，但刘军波今年仍然要借钱，“谁也不愿支付额外的利息，关键是资金周转不开，到了春播时投入太大。”今年他跑银行多趟，才到当地农村信用社以1分1的利率贷了3万块钱，“连续3年都是贷这么多钱，多了不给贷，而且信用社拿家里的房产证作抵押，来我们家对房子作评估，最后还是我们三家种粮大户联保才贷出这点钱，很不容易。”
在我国农村耕地流转以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始向规模化集约化迈进，土地经营形势也发生根本性变化。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从包产到户到种粮大户，农村基本生产制度正发生巨大变化。
而种粮大户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但是配套的金融服务、市场服务等显然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于是就出现像刘军波这样贷款难的情况。
刘军波说，现在不仅是农药化肥涨价，就是贷款的利息也在涨，前两年只要7厘，这两年就涨到了1毛，但是，玉米价格一直在1元左右徘徊，有时还会跌。
刘军波说，他最期待的是在正规的金融机构能够贷到足够的款项。“我们种粮大户种2垧也是种，种20垧也是种，但现在就是缺资金，规模怎么都扩大不起来。”
每垧地要亏近3000元
刘军波详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垧地租金7000元、种子农药化肥至少3000元、虫灾每垧地农药雇车投入1000元，共计11000。
去年，刘军波家的玉米每垧地收入为15000斤左右，“今年减产能够打10000斤玉米就不错了。”按照去年刘军波9毛左右卖的市场价格，他每垧地收入是13500元，可获得两三千元的利润，而今年收入则减到9000元，也就是说，还没有等到秋收，刘军波现在承包的每垧地就要承担每亩2000元的亏损（均指承包地块）。
到了秋收时节，种粮大户显然更忙，刘军波说：“我们8垧地至少有四五垧地得雇人，因为收晚了会有来捡庄稼的，去年还一把火烧了我们家玉米，报警都没用。”
每年秋收，刘军波家都会按每人每天120元的价格雇人打玉米，“如果雇晚了还要150元，一个人每天只能收2亩地”，以120元的雇工价计算，刘军波家每垧地又得花900元的雇工费。
刘军波说，今年租来的地现在算起来已经要亏2900元。
对于租户而言，他们租来的地不享受国家任何补贴。以华家村为例，当地国家补贴为610元，再加种子、农药补贴大约为700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正是因为承包户无法享受到国家补贴，这实际上是打击了种粮大户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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