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想要的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很少有比中国这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所带来的问题更加引人关注。今年晚些时候将选出的新一届中国领导班子，是否会怀有一种紧迫感，去颠覆二战以来占主导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呢？抑或这只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种偏执的错觉，而实际上这个国家将会把精力集中在应对一系列国内挑战上？
　　军事策略家和外交家基本上没有达成一致。对于任何从事环境政策这一较不引人注目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关于中国生态目标的争议也同样令人困惑。
　　短短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生产国。中国领导人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污染控制，关停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煤炭厂，宣布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计划，并提出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生态文明”。
　　那么这是否是有意义的变化？还是说本质上中国依然是一个不顾一切代价保增长的环境破坏者，放任河流被大型项目阻塞，水、食物和空气被严重的工业污染毒化？答案是复杂的，并且与我们其他人的利益攸关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美国学者夏竹丽(Judith Shapiro)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第一批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之一，在《中国的环境挑战》(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这本简明而富有启发性的书中解释了很多来龙去脉。
　　一方面，试图阐明中国的环境政策与试图确定美国的环境政策一样充满困难——美国既能批准北极石油开采项目，也能通过世界上一些最严格的污染法规。
　　环境破坏让首都北京的空气质量堪忧，中国政府也有一些官员迫切希望解决环境问题。但也有一些反对者指出，中国没有理由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这一工业化国家积累财富时采取的模式。
　　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一个核心的难题：道德上来说，不能认为中国人不应享有发达国家长期享受的经济繁荣的权利。然而，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却不能说他们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因为中国对生态的影响正极大地延伸到国境线以外。从气候变化到加州空气质量，这个世界工厂的影响非常深远。
　　荷兰上个月发布的一项调研显示，大约五年前，中国已经在二氧化碳绝对排放量方面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占到全球的29%，比美国和欧盟(EU)的总和还略微高一些。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已经与欧盟相当，并将在十年内达到美国的人均水平。
　　因此，为了遏制全球气温升至比工业化之前高2摄氏度以上的水平，在任何努力中，中国都至关重要。科学家认为，比工业化之前高2摄氏度是一个临界值，要想避免发生危险性全球气候变化，就不能超过这个临界值。
　　中国不仅是碳排放影响了全世界。科学家表示，在中国发生最强烈的沙尘暴时，可以把污染物刮到遥远的加州和美国其他西部州。
　　从鱼翅到热带硬木和矿产，中国“胃口大开”，给鱼群、森林、以及非洲农场增加了压力。中国对煤炭和其他化石能源的迫切需求刺激了全球范围内（从加拿大的含油砂地区到尼日利亚油田）对这些能源的探索，带来了环境方面的争议。
　　不管怎么说，对于中国工业化转型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中国人自己的体会最深。因此，人们已形成一种常规认识：变革只能寄希望于不断扩大的中国中产阶级力量，他们受够了既不能保障空气质量安全、又不能保证食品清洁的政府。
　　最近发生的情况更证明了这点。上个月，在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之后，中国当局两度取消争议项目（什邡钼铜矿厂、启东工业废弃物管道）。
　　夏竹丽教授的质疑是合理的。上述观点不但假设在中国这个实施环境法尚有困难的国家，政府能够应对这样的压力，还隐含一个条件：受到破坏的自然资源能够得到恢复。
　　或许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是这样。但你必须非常乐观，才会相信这样的情况将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