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你读完这篇文章时，又将有400多名中国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扎根。

　　已经容纳全球十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城市，仍在不断膨胀。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也是中国对钢铁、食糖、电力等需求的推动力。

　　也许更出人意料的是，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对抗污染、提高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战场。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一直伴随着慢性的环境退化和不断加剧的污染，官员们承认，如今这对人体健康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中国领导人改变这种增长模式的尝试中，城市走到了最前线。

　　“我们不应仿效西方城市的高密集度模式，”中国国家发改委下属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说——他主要指的是能源消耗。他说：“城市化越快，消费就越快……我们必须考虑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制约因素。”城市移民显著影响着消费和行为模式：中国城市居民用电量是农村居民的3倍，糖的消费量是后者10倍，日常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也多得多。一位官员估计，每有一个人移居城市，政府平均要花费10万元人民币（合1.6万美元）修筑道路、桥梁、公用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这些都需要能源密集的投入，如钢铁和水泥。

　　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来引导城市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包括设定碳排放目标、鼓励使用独立太阳能设备、限制能耗和大力投资公共交通。上月，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承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并表示城市化必须与“生态安全”相均衡。

　　就此而言，北京和上海等中国最大的一些城市已在多个方面走到了前列。为减少空气污染和碳排放，北京（人口2000万）正在分阶段将燃煤电厂撤出城市的中心地带，用更清洁的燃气电厂取而代之。

　　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出租车用天然气代替了汽油，因为前者更廉价、更清洁。很多城市出资兴建符合环保原则的“生态城市”。

　　尽管有种种措施让城市“绿色化”，但迄今进展缓慢，因为中国整体的经济和政治架构仍然鼓励地方官员注重高投资和快增长，而不是可持续性。过去30年经济繁荣的动力是对固定资产的大量投资，这种模式导致城市横向蔓延、效率低下，充斥着质量低劣、只能使用20年的建筑。

　　“想想中国城市建设是为谁而建的，”福建省的一位市级官员若有所思地说，“它们不是为人民而建，而是为政绩而建。”

　　结果之一是，中国城市都有相似得出奇的巨大的街道网格，不方便行人步行。

　　中国的官员们指出另一项难题：谁来为减轻城市环境影响的政策买单？污水处理、高效率的垃圾处理和清洁能源都可能成本不菲。“一些官员可能会为了满足监管要求而建造新的污水厂，但为了节省成本和能源，他们也许会趁上级领导不在时关闭污水厂，”中国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主任夏光说。

　　官员和学者表示，有鉴于此，若要实现城市可持续性（以及在整体环境举措上取得成功），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在评定官员的政绩时，除了GDP增长外，也考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就。

　　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创始人、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称，在中国建设可持续城市需要“全新的市政财政模式”，而且只有得到经济改革的配合，城市化进程才有可能得到妥善把握。

　　他说：“需要努力建立起稳健、长远的经济框架，真正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稀缺。”

　　他说，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需要“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即让我们在不耗尽自然资源或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增进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