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今，中国从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历经过两次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通过“要素体系聚合与创新阶段”，实现了公私合营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时间，是“要素体系开发与整合阶段”，这段发展历程丰富了国民生活，盘活了资源要素，初步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问题。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面临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素质与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资源紧缺难以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按现有模式发展；生态基础薄弱，生态破坏日益加重；城市环境、大气和水污染问题严重；自然灾害频发；争夺资源和空间的地方或区域矛盾愈发突出。总之，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给中国自身的“生存空间”带来严重威胁。

　　第三次社会变革，正是针对上述这些根深蒂固的顽疾，所大胆实施的“第三次社会改造工程”。这次社会变革将以“实施城镇化建设”为主题，其深刻内涵是中国将全面进入“要素体系创新与建立阶段”。从现在即将开始的这一带有深刻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造工程，预计需要推进至少要在30年时间以上。因为其充满未知，又布满荆棘，所以这将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发展时期。如果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中国将在新中国建国百年之前，按综合国力迈入世界大国行列，按人均国民收入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也将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实施城镇化建设”之所以冠之谓第三次社会变革，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推进到必须通过改革来创新和完善社会制度的新阶段。当今的中国负载的压力早已超负荷，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创新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均衡发展。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首先，是要弥补其历史的欠账：对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均需追加投入，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城镇化是为了还农民过去的“欠账”；其次，是要在制度上让农民转变身份，近2亿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样的城镇化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其三，是要还给农民一个公平的社会发展制度，历史的原因，由于“剪刀差”的缘故造成“二元结构”社会至今，而今纵然利用“反哺”已不足以改变“二元结构”制度的本身；此外，还由此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等一系列的“断崖式”的“二元结构社会”，这为整个社会的公平发展埋下深层不稳定要素。

　　用“第三次社会变革”来形容即将展开的城镇化建设并不为过，历史无数次的告知后人，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平衡”的集中爆发与“残酷博弈”的过程体现。今天，年轻的中国农民在“抛家舍业”不惜“遗下”空巢老人而“挤身”城市的同时，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未来的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层”，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获得者，另一方是幻想通过“土地换身份”来实现与城市人“同富贵”的农民们。两者较力的矛盾爆发点将集中于“利益交换的结果”：前者是想以最小的代价交换最大的成果；后者是想以仅有的“维系性命的土地要素”来交换“滋补未来新生活的全过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双方“残酷博弈”的过程，将深刻体现出“政府的利益倾向”，而这正是这场变革所昭示出的深刻社会意义之所在。

　　站在这个高度看待城镇化，笔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国家面向二十一世纪去消灭“二元结构社会”的社会制度进步与创新实践，是国家补齐中国广大农民应得利益的历史欠账所实施的惠民工程，是国家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持久健康发展而实施的利益再平衡工程，是实现中国资源空间价值,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总价值与国民个人总价值提升的国家工程。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树立表率和传播价值观的意义。

　　放眼看世界，今天的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确具有世界意义。首先，对于处于低迷期的世界经济而言，具有世界引擎的作用，它不仅代表投资方向，更预示巨大的市场商机；其次，对于提振长期萎靡不振的中国消费来讲，其潜藏着巨大的消费动能，将起到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未来通过城镇化的引擎拉动，将实现新增消费的年平均值为2.8万亿，实现新增投资的年平均值为6.5万亿，城市化贡献率占GDP增加值的2.71个百分点，城市化驱动率约为38.5%。由此证明，城镇化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是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

　　城镇化建设不是刺激内需的权宜之计，更不应该成为利益阶层“交换利益的平台”。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跨入第三次社会变革期。这需要中国的改革者们要有足够的政治勇气来掀起这场旷古未有之变革，需要中国的改革者们要有超凡的智慧来驾驭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