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朗核危机到全球经济困境，2013年给旨在维护和平繁荣的国际机构带来了严峻挑战。来自几个主要智库的专家就此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据美国《外交》杂志网站12月27日报道，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迈克尔·富利洛夫认为，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管理挑战是，为后单极世界最棘手的问题建立起共同的责任。

　　大多数国家都看不惯冷战结束后第一个十年美国巨大的相对权力。很多人对它在之后十年因野心过大导致的痛苦与失败津津乐道。不过现在，人们需要投入更多来让中国承担起罗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角色。

　　随着中国财富和实力的增长，其利益也会扩张。假如中国要帮助维护国际秩序，那它就有责任加强这个秩序。

　　富利洛的建议是，中国和其他崛起的大国需要在它们传统的经济和安全关注点以及它们现在必须满足的更广范围的需要当中找到新的平衡，包括稳定的大国关系、不扩散以及塑造自己的国际声望等。老话说得好：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N·哈斯则指出，除了2012年遗留的问题，2013年还要面临3个额外的考验。

　　贸易多哈回合差不多已经完蛋了。不管从经济还是战略上来看这都是个坏消息。此外，像政府补贴等问题应该从全球而不是地区或双边层面来解决。除了传统的贸易日程之外，现在需要特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磋商，建立起一个涉及服务业、农业和补贴问题的全球磋商平台。

　　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最新的国际前沿领域。现在面临的国际挑战是，如何在维持信息自由流动的同时控制各种形式的“网络侵略”，但又不能让各国政府为了政治目的而限制信息的流通。

　　气候在这方面达成大妥协的可能性正如在贸易和网络领域一样遥不可及。这就需要多管齐下来应对这一问题，同时国际社会还要进一步帮助脆弱国家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所长伊戈尔·尤尔根斯称，国际社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会面对一系列复杂的安全、生态和社会挑战。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必须在可持续性和有着严重后果的进一步恶化之间作出选择。

　　安全风险中东形势的持续恶化挑战着全球治理的原则及其在今后的有效性。该地区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新兴强国的自主行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以及大规模内战的扩散。缺少解决这些问题的恰当能力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世界其他地区有一些进步，国际社会无法应对该地区的挑战也会损害到全球治理。

　　生态风险科学家曾列出了9个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因而不应逾越的边界。现在他们指出，我们已经逾越了3个，即气候变化、氮气负荷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另外几个看起来也在逼近临界点。

　　社会风险世界各地的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与所有社会的危险趋势密切相关的。反之，收入日趋平等则会带来各方面更好的社会指标。这些指标涵盖了生理和心理健康、教育状况、儿童幸福、信任和社区生活、社会流动性、肥胖、滥用药物、暴力、监禁情况等。在那些收入不平等状况严重的国家，即便是特权阶层也比更平等国家同等地位的人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

　　在新的一年，这些风险必须得到应对。它们会继续挑战全球治理及其为世界带来稳定的能力，但这些风险的本质也恰恰说明了国家治理的局限性。其中一些问题应该在筹备2013年9月份的圣彼得堡20国集团峰会的过程中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