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人只要有个落脚点，甚至还没有落脚点，都可以往北上广等大城市跑，导致那些不需要来，还没有能力来的人，反而来了一大堆。有一种说法叫做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但一个人到城市，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应该寻找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说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包括文化程度考试、法律知识考试、工作能力考核等等。来北京工作，也可参照国际经验，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没有工作许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处理。——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文国玮的高论。（10月16日《北京晚报》）
　　笔者才疏学浅，实在断定不了考试是否为提高居民素质的唯一途径，但这并不妨碍笔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感知：“外来人口要考试”的语境中，充斥着“精英”面对普通人时的高贵冷艳。“北京是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全国人民都来居住、工作的地方”，文教授此言显然很不近情理。城市人口剧增所带来的管理压力不应以简单的限制入户、提高就业门槛为手段。无论“北漂”还是“沪漂”，选择在一线城市打拼、居住是其与生俱来的权利，至于在城市是否能够生存、稳定，自有其选择的方式，适者生存，不适者自然选择“逃离”。“逃离北上广”的现象说明，人是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的，但是人为的政策限制就难逃歧视，也就加剧了不公平性。
　　然而这种鄙视并不鲜见。不久前，清华教授杨燕绥“男的去养老院做园林义工，女的给老人洗衣服做编织”的言论同样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膈应”。纵观近年来的教授雷人言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通性：仿佛任何荒诞的言论只要穿上科学的外衣，就能不管不顾他人的感受。但凡有人反对，高贵的教授就会跳出来指责“你们不懂学术！”是的，我们普通人的确不懂高深晦涩的理论，可这不代表懂得的人就能用这一看似正义凛然的借口肆意伤害普通人的内心。人人生而平等，为何教授就可以将人随意分成三六九等呢。
　　不可否认，外地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维护社会稳定，到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大量的农村人口的涌入，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城市农村化”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是合乎逻辑的。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激发了城市的活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仅直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间接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不能因为城市化会带来一些问题就反对城市化，不能因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会带来问题就反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我们看问题跟应该全面一点，而不是一叶障目。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问题，而不是一碰到问题，就通过堵塞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可解一时之痒，却会带来锥心之痛。
　　“落户北京需考试”这是一种典型的围墙心理，为了打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心理，缓解城市农村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的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必须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在我国注定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根本的改革之道在于逐步实现户籍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分离。一味的提高落户的门槛，这无不体现着一种“只让其做蛋糕不让其分蛋糕”的怪诞和冷漠。这般“冷笑话”的言论，何尝不是在挑战民众和媒体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