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火朝天的造城运动背后，是农民市民化始终停留在口头层面的无奈。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农村土地流转和户籍改革如何推进、如何让农民在告别农村土地的同时换来城市市民的同等待遇、各类新城拔地而起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如何消弭……面对城镇化这个关乎着中国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人们似乎从未停止过追问。

  ■如何约束地方政府造城冲动？

  城镇化被赋予了拉动内需的战略重任，但城镇化不是第二个4万亿。

  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就是要区别于造城运动。首先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竞争比拼的模式。尽管这种竞争曾经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辉煌，但由政府主导的重复低效的投资，如果不加约束，将会造成城市不能承受之痛。如同鄂尔多斯没有产业支撑变为“鬼城”的前车之鉴。

  一个或许可行的办法，是在制度上设计出有效的阀门，强制监管地方政府造城冲动。如将地方政府的投资规划列入每年审计范围，或由地方人大履行监督审查，让相关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加强对地方官员投资效率的考核。

  怕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要真正改变城镇化的空心化，还要学会借用市场手段。让市场和产业决定城市和人口生态。经济学家辜胜阻曾发表观点，提出城镇化要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更加重视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益，这与上述观点如出一辙。他的建议是，从四化“分离”向四化“同步”转变，健康城镇化要有坚实的产业支撑，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中小城市户籍改革如何发挥效用？

  我国大城市和小城市经济发达程度、产业结构和社会市场状况都不尽相同，户籍限制的松绑显然不能一刀切，也无法一刀切。

  户籍制度改革已从中小城市开始破冰。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对于户口迁移政策实行分类管理，且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与户口性质挂钩。但直辖市、副省级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还要继续严控。

  中小城市率先松绑落户限制，一方面是考虑到中小城市亟待发展产业、提速经济，有吸引外来人口落户的意愿和动力；另一方面，则是能在短期内起到缓解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的承载压力。

  与大城市相比，如何让中小城市的一纸户口簿更具诱惑力是个问题。有专家提议，在放开户籍限制的同时政府还应适当加入利益引导机制，使不同城市之间原有的资源重新分配，尤其要将资源向中小城市转移和倾斜，使之对人才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中小城市的发展打好基础。

  然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始终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以中小城市为先锋的试水期内，大城市有必要深入规划户籍制度背后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提供等配套福利的分配问题。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不能同步福利的户籍制度，对城镇化并无太多价值。

  ■土地改革有无进一步破冰可能？

  毋庸置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又一关键。但多年以来，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很难保证，改革何其难不言而喻。

  对于最新的改革方向，有观点建议，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将土地改革与金融领域结合、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权益。因为土地流转与城镇化推进和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基本一致。

  大批农民工进城后，农村宅基地等建筑用地大量闲置，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土地资源浪费。探索建立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也是当务之急，有业界人士建议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住房等土地资源的自由处置权，允许农民依法对土地以出租、转让、置换、赠与、继承、作价入股等方式流转。

  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在土地流转改革中开始“摸着石头过河”：重庆的地票式交易、广东佛山的股权分红、天津宅基地换房，这些尝试性的新做法，都为全国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借鉴。

  农业部此前明确表示，2013年将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争取用五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确权作为流转的基础，土地改革才会言之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