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被害医生王云杰的遗体，在征得家属同意后送往殡仪馆。悲痛万分的同事在送别时，举起了“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标语。该医院否认前天曾发生“抢尸”情况，称家属原本同意前天出殡但签协议时出现变化，之后一直在与家属沟通并无强迫行为。也正是这一事件，使得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工作压力较大、医疗纠纷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医务人员的生存环境令人堪忧。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10月27日新华网）
　　医生的头顶上似乎一直都有一个耀眼的白色光环，曾几何时，即便是背着一个小药箱行走在田间的郎中、赤脚医生，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下，从事医生特别是在大城市从事医生职业，应该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在许多人看来，医生不仅工作体面，收入稳定，更有比较可观的“灰色收入”可拿。医生应该骄傲，应该世代传承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希望子女继承父业呢？这看起来很让人费解，而实际分析起来才发现，耀眼的光环之下是生命受到威胁的代价。面对温岭杀医血案，人们在谴责行凶者丧心病狂的行径之时，也不由得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让医患关系变得如此紧张？又该拿什么来拯救脆弱的医患关系？
　　其实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医患关系越来越多地充斥着暴力。或许医患关系本身就是容易出现矛盾的一种关系，可是即便是这样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又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层面上呢？动辄就是暴力相向、拳脚相加，甚至血流成河付出生命的代价？对着这些个问题的出现，媒体和社会的舆论似乎习惯性的指责医生和医院的种种制度。但是，矛盾从来都是双向的，不可能只是永远都是一方的责任。如果将医患纠纷放到整个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到个案中的矛盾冲突，与当前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相关。就社会结构而言，收入差距的扩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上“看病贵、看病难”，无疑会加剧医患之间的总体紧张关系；就心理结构而言，基于人们对公正和秩序的焦虑，尤其是偶发性的个案被放大，向社会传递、营造出医患关系不和谐的负面效应，从而更容易导致一些人在错误的判断下走向极端。就医患双方来看，更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专业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等，加剧了关系的“紧张度”。
　　确实，类似医生在剖腹产手术时接电话、切掉产妇子宫，退休医生坐诊、与医托一起欺骗患者的负面新闻，暴露了一些医生背弃医德、见利忘义的医德滑坡现象。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下大多数医生都是尽心尽力为患者看病的。以此而言，医患矛盾冲突的加剧，一方面是社会普遍缺乏信任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现行医疗体制不合理的“牺牲品”。医生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环境压力，更时时工作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危险之下。现在的医生不仅工作并不轻松，更是常常处在压力的极限之中，精神甚至可能随时崩溃。也正是因为医生头顶上有一个耀眼的白色光环，因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医生不仅仅是“救死扶伤”的化身，更是“医者父母心”的象征。岂不知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置业成本、权利成本及到的成本投入的，也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普通医生可以充当的。
　　近些年来，因医患纠纷导致的刑事案件愈演愈烈，不少大夫甚至惨死在患者的刀下。这里有很多实际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我们陈旧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医生倒在患者的刀下是惨痛的，而现在近八成的医生不愿意让子女子承父业更是可悲的，也敲响了医疗资源匮乏的警钟。当然，矛盾从来都是两面性的，医生之所以会成为社会埋怨、谩骂甚至拳脚相向的对象，患者之所以会成为弱势、沦为鱼肉，这究竟应该怨谁？这些问题要解决的是当下而非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