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瞄准了市场化方向，价格改革肯定会有一番新景象。”

　　谈起今后一个时期的资源能源等价格改革，国家发改委经济所副研究员郭丽岩给出了相对乐观的看法。

　　屈指算来，改革开放30多年，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定价，但是在资源能源领域仍未做到完全的市场定价。

　　由于过去资源能源采取无偿划拨的体制，这导致其产权有偿获得、环境治理、生态补偿等成本，没有反映在终端价格上。这使得目前的资源能源等价格相对偏低。也导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GDP）能耗、水耗等大幅度高于发达国家，发展方式显得粗放。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注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该领域的改革有望加快。郭丽岩认为，相关价格改革不可能一次完成，而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比如，可能会是“小步快跑”的过程，需要在很多方面联动推进。

　　未来几年价格改革应该是整体推进，稳步推进，注意控制节奏和幅度。而从改革的方向看，可能会有一个“放两端、抓中间”的趋势，即管住中间的管网自然垄断环节，而放开竞争性环节。政府会渐渐从管住价格变成定规则，向事中和事后监管进行转变。

　　如何全面看待下一步的资源能源价格走势，如何进行资源能源价格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国家发改委经济所价格调控室副研究员郭丽岩。

　　价格改革需要先理顺体制

　　《21世纪》：在我国，资源、能源领域的价格改革为何过去进展比较慢？

　　郭丽岩：这些年来，我国在价格改革领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价格改革不仅涉及到发展阶段的问题，还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价格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很多时候不能靠价格改革来解决所有体制上的问题。我认为，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关系的进一步理顺，可能会成为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的前提。价格的确很敏感，涉及到很多方面，老百姓也盯着这个价格。但是价格真的是最后一道闸门，如果上游的很多体制问题没有梳理清楚，仅靠最后一道闸门来收紧、管住肯定是不行的。

　　《21世纪》：目前各地水电气等资源、能源价格面临调价压力。这些资源性产品如何能既反映稀缺度，又能防止垄断部门乱涨价？

　　郭丽岩：所谓的“乱涨价”问题背后其实是有很多根源的，包括市场的供求结构，产业组织体系等等，不能单从终端上来看，要往上游理顺各种关系。例如，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本质上涉及产权问题。资源越稀缺，产权制度安排对其价格的影响越显著。

　　在我国，自然资源虽然归国家所有，但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代表国家行使处置权和收益权。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国家实行资源无偿划拨体制，这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目前，相当规模的自然资源其实被无偿占有、使用，产权界定不清导致自然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国内有很多资源性企业，他们的成本大多只包括直接开采成本，不包括产权有偿取得、环境治理、生态补偿等成本，而且产权出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寻租行为。这些事情本身不是价格改革自身能解决的，而是历史遗留的体制问题。未来随着产权进一步理顺，会为价格改革提供更多的空间。

　　《21世纪》：那么，如何衡量资源性产品价格的高低？

　　郭丽岩：资源性产品价格高低的参照系，不能泛泛而谈。除了国内外相关商品市场比价关系外，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还需考虑劳动力成本和工资水平。

　　目前被人为扭曲、低估的不单是资源性产品，还包括劳动力价格。在粗放型发展阶段，我们靠资源与劳动力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下这两个市场都有一个价格被扭曲的问题。

　　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游涨价，它会有一个向下传导的过程，那么下游传导就会涉及到普通百姓的使用，涉及劳动力成本和工资水平。在我国，这几年劳动力成本和工资水平确实在上调。但不可否认的是，调整的步伐和幅度都比较有限。这跟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制很多改革不到位是有关系的。其实价格改革每一年都很难推进，背后有很多的顾虑和障碍，很多体制问题交织到一起。表面上看，价格改革和收入分配，一个是经济领域一个是社会领域的事，但是两者之间涉及深层次的联动问题，收入分配体制很多问题不理顺，价格改革便很难顺利推进。

　　在全社会工资和福利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社会保障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资源性产品价格调整，向高比价产品价格看齐，可能会有其他附带的问题。针对于此，近几年来价格改革有一个明显的体制创新，那就是社保标准和物价联动机制。如果价格连续几个月超过一定水平上涨，政府就会及时调整社会低保补贴。据我所知，CPI涨幅较高的2011年连发了100多亿针对低保人群的价格临时补贴。当然这种联动机制还尚待完善，尤其是补贴触发机制和各部门协作机制。

　　有望采取“小步快跑”的办法

　　《21世纪》：那您觉得，价格未来改革的方向又是怎样，市场会完全放开？

　　郭丽岩：价格改革的方向，肯定是越来越市场化。只要市场自身能根据供需关系形成价格，基本上政府都可以不管。原则上好讲，但面向未来价格改革，过渡期会出现一些具体问题。

　　很多时候，市场不是一下子能完全放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采取模拟市场定价的方式。通过引进一些准市场化的形成机制，逐步理顺。以天然气为例，引入市场净回值定价的方法，更好地反映下游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销售价格扣除中间物流成本，回推上游各环节的价格。

　　未来，价格改革可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但事实上，我感觉会是一个“小步快跑”的过程，好多方面都在联动。未来瞄准了市场化方向，价格改革肯定会有一番新景象。

　　《21世纪》：在未来价格改革中，政府的价格监管模式是否会发生转变？

　　郭丽岩：在未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中，会有一个“放两端、抓中间”的趋势。政府从管住价格变成定规则，向事中和事后监管进行转变。

　　在资源性产品领域，包括电力、天然气等，未来改革会是放两端、抓中间。抓中间就涉及到仍然存在自然垄断性质的这些环节，比如输配电网、天然气管网，政府以后的价格监管会更多聚焦于此。而上游的发电、气源，下游的销售价格，随着竞争格局的形成，将会逐渐放开。即使在中间环节（管网），政府也不会像原来那样，根据成本多少严格制定价格，而是会考虑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从理念上，政府价格监管是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关系。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可持续性生产经营，如同一个翘翘板的两端，都不能忽视。

　　从监管模式上，政府可能从管住价格逐渐导向规则监管。只要合乎规定，允许企业自主地去调节或制定价格。成品油调价中，我们缩短调价的周期，不控制调价幅度。电煤的价格我们也放开了，舒缓上游企业的压力，电力企业消纳煤价波动的比例由30%调整为10%，电价跟煤价的联动过程会更灵敏。

　　未来价格改革，将更多依靠这种价格管理方式的转变，不排除各个领域都可能向着这种方向来转变，也不排除几个领域同时调整，同步往前推进。这样市场就不会一下子有明显的反应和动荡，相反会比较平稳。

　　《21世纪》：在当前发展阶段，价格改革会在哪些领域率先推进，并发挥作用？

　　郭丽岩：具体哪一个领域先行哪一个后行，这个其实要看成熟度和迫切性。比如今年上半年调整非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是因为时机已经成熟。天然气属于清洁能源，对于减轻全国范围大气污染会有作用。在这个时点调整天然气价格就很有必要，再加上长期有方案储备，所以价格会调整。

　　价格改革不等于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完成不了那些使命。但近年来，价格改革作为一个杠杆，它发挥了很多我们原来并没有重视的方面。当前，存在大量具有负外部性的问题，比如，跨流域水资源治理的补偿问题，跨省区的甚至是全国大范围内的雾霾治理等问题。这些虽属于社会性监管范畴，也可以通过价格杠杆来进行调节，使负外部性内部化。对除尘、脱硫、脱硝电价的调整，对油品升级的价格调整，还有对天然气门站价格的调整，属于多管齐下，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使得污染防治有抓手。造成大气污染、地下水污染的企业，不一定是亲自处理污染，但一定要为自己污染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