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5日早晨，在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楼，记者看到一个背着背篓的男人和一个戴着花头巾的妇女，走进办公楼一楼，直接进了电梯，没人盘问或让他们出示证件。在绥江县，全县所有党政机关都没有围墙，人们到机关办事不会被询问，也不需要登记就可以走进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任何一名干部的办公室。（1月5日《中国青年报》）
　　实际上这本来就不该成为新闻。在我们每一块政府的牌子上都有“人民”二字，我们更是一直标榜政府就是为人民办事服务的。人民要到自己的政府办事，也就像到了自己的家里，哪有自己人回到自己家里办事还需要登记和被盘问的？而现在之所以老百姓到政府机关直接“登堂入室”也成为新闻，就是因为政府机关门卫太严、院墙太高、庭院太深，以至于让老百姓早已感觉不到家的熟悉和亲切了。现在再提起机关大院，无疑最容易想起来的就是门禁和围墙，似乎没有围墙就不是所谓的“机关”了。对于群众来说，不单单是门难进，即便是进了门也必须的谨言慎行。可以说，机关围墙成了中国“围墙文化”中一道独特的景观，一堵墙似乎就成了政府与民众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而且，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作风顽疾中，首当其冲的也是“门难进”。
　　可喜的是，自07年开始，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推行“无围墙政府”制度，推倒了政府大院的围墙。此后相继传出乌鲁木齐市、山西长治市以及陕西咸阳市、府谷县等地政府部门拆除机关大院围墙，建设“无围墙政府”的消息，赢得舆论一片好评。如今，在绥江县这里，全县所有党政机关都没有围墙，人们到机关办事不会被询问。而与这种现象恰恰相反是，如今的市县一级的党政机关几乎绝大部分都门卫森严，院墙高筑。更有的乡镇机关甚至行政村、街道办也有保安“站岗放哨”。群众要到政府部门办事不仅要经过层层盘查，一旦发现态度不好，或上访迹象的，门卫就会立马紧张起来，拒绝入内并关紧大门。更有的地方，大门外保安把门还不放心，又在主要领导办公的楼层设立一道防线，把主要领导的办公室装成了保险柜一样。
　　这种现象不仅把群众和政府官员完全隔离开来，更让老百姓感到“堵心”。人们总说，围墙易拆，心墙难破，“围墙政府”的形成正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维在作祟。要破“心墙”，势必要铲除“官本位”的思想，让当政者主动给老百姓打开方便之门。也就是说，政府机关服务意识的提升、工作作风的转变，并非将围墙一拆了事，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民意的诉求是堵不住的，曾经想方设法为进门设置障碍的做法只会激化矛盾。当权力真正放下身段、走进民间，群众与政府机关之间那道无形的墙才会被推倒，群众才会在感官上和心理上消除隔阂。
　　拆掉政府围墙之后，官员们将不得不近距离面对公众。由深墙高院所营造的安全感没有了，那么要寻求安全感，那就只能别寻他途，比如通过依法行政、尊重民意、让公众认可等，而依法行政是最根本的一条底线。这样的倒逼当然是很有其必要性的，不仅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官员由此所获得的安全感也才是实实在在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拆掉政府围墙，也表明了欢迎公众监督的姿态。让公职人员处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公众就可随时对其进行监督。当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时，其一举一动就大约不会再随意，粗暴冷漠、虚与委蛇之类的行为会因而减少。同时，这也可让监督的成本大大降低。真正高效的监督，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而将监督权交给公众，放手让公众来对党政机关人员进行监督正是以众来监督寡。这样“无围墙政府”才能成为常态，才会不再成为众人口中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