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无座票与座票同价，却难以享有相应的座位服务。昨日下午，广州市民雷闯和其朋友因此依据《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状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据悉，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当场立案，该案定于3月6日开庭审理。（1月22日《新京报》）
　　有人说，最难买的年货就是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虽然这是玩笑话，但是也折射出了现在我国春运期间铁路运输的现状和悲情。关于火车票站坐同价的问题，一直都是社会争议的焦点。但是对于此次案件最终被受理，不单单是原告雷某等人赶到诧异，想必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对于座票与站票的“票价之争”，虽然公众对票价无区别的规定口诛笔伐，但一直没有在实际行动中进行抗争。如今，“票价之争”能够上升到法律层面，从法律的角度来辨析票价价位合法与否，足以映射出公民权利意识的进阶幅度。
　　较之以往口水战的大肆侵略，此次一纸诉状将铁路营运放告上法院，通过司法的渠道来解决问题，显然是具有多重意义的。一则，此由舆论手段转向于司法途径，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有助于保护个体权利;二则，法院判决的结果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若起诉方胜诉，则表明火车站票全价属于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纠正，并可能将带来票价的改革，甚至是营运策略的调整;三则，即便未能胜诉而仅具象征意义，但其中表现出来的权利意识依然值得肯定，并因此有助于提高全民维权意识。四则，司法途径搭建了一个利益博弈的平台，削弱了强弱分明的地位差距，让个体能有机会与强势的一方，展开博弈的角力。更重要的是，此举有助于丰富维权的渠道，不仅对于规范铁路运营，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构建社会共识，倡导采取更加理性合法方式去维权。
　　尽管此次案件并非首个“告铁路”的案例，甚至在此前2006年时，江西市民丁先生起诉北京铁路局，在案件受理时两次要求法官回避，就是因为当时北京铁路局与铁路运输法院有着隶属关系，其中深藏“入虎穴拔虎牙”的意味，而且不少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都是未能胜诉。但是，以争取自身权利为目的，进而影响社会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案例也不在少数。比如在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死亡的悲剧，对于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再比如，去年湖南永州的“上访妈妈”唐慧事件，它将中国特有的劳教条例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进而推动了废除劳教制度的步伐。诸如此类的事例，都是以当事人个人的力量为源泉，进而左右舆论价值导向，推动了某些社会方面固有秩序和规则的重新审视，对于社会公众的权利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每个人的权利可谓微不足道，但当这种权利觉醒足以唤醒整个社会公众意识的启蒙时，这种权利诉求在无形中就增添了悲壮色彩。可是，近年来从状告环保部不作为，到状告相关部门信息公开不作为，甚至有老妇要求政府公开援助朝鲜信息而状告财政部，不难发现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和表达诉求，已经日益常态化和普及化，其行为本身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对于相关权力主体和市场行为也能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也积极影响着整个社会公民权利的觉醒。不论最终法院的裁决谁胜谁负，那都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下的产物，是公民权利意识争取下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