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人士又一次对天气提出抱怨。就在一年前，飓风“桑迪”(Hurricane Sandy)重创了美国东海岸。如今，北美遭遇了又一轮强暴风雪以及创纪录低温。同时，英国一直受到洪水侵袭，全球其他地区也一直在艰难应对飓风、热浪等自然灾害。

　　难怪政界人士一直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灾害感到不安。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今年年初曾宣布，气候变化引发的新一轮环境灾害已成为困扰全球的关键风险之一：“自2011年以来，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和水资源短缺等环境风险变得更为突出，而健康相关风险（流行病和慢性病）则变得不那么突出了。”

　　然而，在参加达沃斯的名人思考气候变化问题时，他们应看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人类学家戴维·迈克德莫特·休斯(David McDermott Hughes)得出的一项发人深省的研究结果。5年前，他来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分析了这个小岛国的“聒噪阶层”(chattering classes)在国内政治辩论和海外事务中是如何讨论环境问题的。意料中的是，他发现这个加勒比国家对于气候变化深感担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被一望无垠、变化无常的海水包围，最近几年一直深受飓风、干旱和火灾之苦。特别担心的是，鉴于这些岛屿地势较低，如果极地冰冠融化，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

　　当休斯聆听当地的辩论时，他注意到，政界人士总是将自己称为全球变暖的“受害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加勒比国家正受到其他富国、特别是“北方国家”（即美国和欧洲国家））不负责任的危害气候做法的损害。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并非只是气候变化的被动受害者，还是一位作恶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国家拥有海上油井，石油产量位居全球第38位，超过巴林和厄瓜多尔的总和。从人均碳排放来看，这个国家位居全球第四。但休斯发现，第二条事实几乎从未得到政界人士的明确承认，他们在讨论气候变化时，总是将其归咎于其他国家。辩论中充斥着浓浓的“受害者情结”(victimhood)。

　　在全球发展过程中，这个例子似乎显得微不足道。由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比较贫穷，当地人当然有理由在很多问题上（包括环境）对富国的行为感到愤愤不平。然而，可能最有趣的是，在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呈现“受害者情结”的并非只有加勒比国家；相反，如果分析一下欧洲和美国媒体如何报道本国极端天气事件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受害者情结”（victimhood）这个“V”字开头的词正不断蔓延。

　　当飓风“桑迪”侵袭时，居住在美国东海岸的家庭被称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在最近英国洪水爆发期间也是如此。环境变化被认为是一种我们所有人都被动遭受（而非主动影响）的东西。

　　这进而显示出一个与“受害者”相关的更重要的问题，它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政策辩论中一个合宜的文化类别，在西方市场和新兴市场都是如此。休斯写道：“受害者情节”越来越成为（气候变化辩论）的一个‘时段’。”她这里指的是人类学家迈克尔-劳尔夫·特鲁伊洛特(Michel-Rolph Trouillot)的工作，他将文化时段称为“长期存在的思考和调查类别”。究其本身而言，休斯提出，这与中世纪欧洲使用“野蛮人”或“野人”的方式类似，这是一种方便的简称，掩盖了模糊或不舒服的辩论。“与‘野人时段’或‘部落时段’一样，受害者时段人为地阐明了从本质上来说模糊的道德状况，”休斯提出，“它把社会、企业和工业行业粉饰成无辜的样子，而它们显然与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串通一气。”

　　值得肯定的是，休斯报告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界人士的论调正开始出现变化（略有变化）。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正在附和这种变化，它们在企业精英中树立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对于环境的集体责任感。

　　然而，当下一次严重天气灾害发生时，仔细听听政界人士所使用的语言吧，是的，还要注意记者们使用的语言。如果你听到“受害者”这个词，要注意了；特别是因为它会对另一个“V”字开头的词——选民(voter)——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