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所感受到的空气污染，是30多年超速发展积累的隐患在突破临界点之后的集中爆发。而30多年来形成的路径依赖和耀眼的经济指标下掩盖着的脆弱结构，都决定了结构调整、污染治理注定是一场极其艰难和长期的持久战。

　　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加强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消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

　　在今天的语境下，任何人都可以直观地理解到“心肺之患”的含义。而借由“心肺之患”对“心腹之患”的“错用”，空气污染、雾霾锁城的危害程度和治理难度，也变得更加形象和具体。可以说，“心肺之患”确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的“心腹之患”。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消除雾霾、治理环境，是一项典型的“知易行难”的艰难过程。经过雾霾空气的多年“洗礼”和随之进行的各种讨论、争论，空气污染的成因早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虽然对于私家汽车对PM2.5的“贡献率”仍有激烈的争论，但工业排放(如炼钢、发电)、生活污染(如冬季取暖、露天烧烤)和机动车排放，是造成城市空气恶化的主要成因，应该已成定论。要想根治空气污染，就要多管齐下，全面减少各种排放，也很容易被大多数人所理解。

　　问题是，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上述三大排放中的任何一项，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遑论各项减排齐头并进。

　　以北京而论，以首钢外迁为标志，工业转型基本完成，工业排放情况有了根本性改观；随着“煤改气”的普及，冬季取暖的排放污染也得到极大控制；随着尾号限行政策的长期化，进一步减少机动车排放的余地也接近极限。也就是说，仅就北京一地而言，各项减排措施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若继续加大治理力度，治污的效果未必明显，对经济发展和公众生活的影响却可能已经超出可以承受的限度。这一点在对机动车设置进一步限行措施的激烈争论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而若在更大范围内观察，当年北京下了极大决心、付出极大代价将首钢外迁，但当雾霾笼罩整个华北时，才发现在“大气环境”这个尺度下，唐山与北京其实就是一体。而当人们把华北地区的雾霾爆表归咎于过度集聚了低水平、高排放的钢铁工业时，去年下半年突然爆发的遍及全国的雾霾天气，却无情地提醒我们，造成空气污染的不仅是浓烟滚滚的钢厂，也包括看不见硝烟的小作坊；不仅是重工业落后产能集中的中西部地区，也包括那些看似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心肺之患”不是一时一地之患，而是全国之患、长久之患。

　　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治理“心肺之患”，其艰难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促进产业升级、调整能源结构，成为最有效也最根本的治污措施。但放弃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必然要代之以高资本、高技术的新型产业。且不论在这个艰难的转型过程中将面临多少资本的、技术的、市场的瓶颈，单是那些因产业升级而可能失去就业机会的劳动者，就可能成为巨大的政治难题。而若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全面实现煤改油、煤改气，以及普及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由此造成的成本全面上升，也可能成为能源调整的巨大阻力。

　　目前我们所感受到的空气污染，是30多年超速发展积累的隐患在突破临界点之后的集中爆发。而30多年来形成的路径依赖和耀眼的经济指标下掩盖着的脆弱结构，都决定了结构调整、污染治理注定是一场极其艰难和长期的持久战。面对污染，不能没有治理的决心和信心；同样面对污染，更不能抱一朝一夕见到成效的幻想。从最高决策者到每一位公民，都只能抱定治理“心腹之患”的决心，同时以“病去如抽丝”的耐心，面对我们的“心肺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