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到底值多少钱？投资自然能产生多高的回报率？从事自然资源保护是在积累自然资本吗？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那么，首先就得算清楚，自然资源价值几何？投资或从事自然资源保护，能带来多大的收益。

　　关渡模式：垃圾场的变身

　　“从2012年开始，关渡自然公园就已经开始盈利了，并且还有一部分上缴给市政当局。”1月24日，负责台湾关渡自然公园运营管理的台北市野鸟学会理事长阮锦松在北京对记者说。

　　关渡自然公园位于台北盆地北端，淡水河、基隆河交接处，占地只有57公顷。阮锦松告诉记者，那里最早是一大片水域，清朝光绪年间开垦成农地。

　　但1955年后，由于台北盆地抽取地下水，造成这一区域下陷，水患频仍。之后，这片农地逐渐废耕，加上海水入侵，渐渐形成沼泽地。但这块地方很快被鸟类所青睐，每年有上百种鸟类在此栖息，成为鸟类和观鸟人士的天堂。

　　好景不长，土地的主人希望这块地也产生收益。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起，便允许在此倾倒建筑垃圾，每车垃圾收取几千元台币。

　　80年代起，台北部分环保人士开始向市政当局呼吁，保护这片湿地与候鸟栖息地。阮锦松告诉记者，1983年，这一地区被当局认定为“台北市关渡水鸟生态保育区”。1986年6月27日成立“关渡自然保留区”，由台北市建设局管理。

　　“1986年至1991年，这里又进入黑暗期。”阮锦松介绍，由于垃圾、废土滥倒，轻航机、水上摩托车入侵等自然环境破坏，观察到的鸟类种类由139种减为47种。

　　在多方人士奔走呼吁下，1996年，“关渡自然公园”正式获批。当年，台北市政当局出资150.46亿台币将这块地买下，作为保护、教育、休闲及研究的场所。2001年，财团法人台北市野鸟学会受托经营和管理关渡自然公园。

　　“当时举行了一次招标，我们竞标成功。”阮锦松告诉记者，按照规定，第一个合约期为“7+2”，即经营期为7年，到期后可以优先再续约2年；第二个合约期为“5+2+2”，即经营期为5年，如想继续经营，自动延长2年，到期后还可优先再续约2年。之后，就需要重新招投标。

　　“我们总共投入了650多万元台币，用于各项开支。可以说，前10年，我们是没有盈利的。只是到了近两年才开始有收益。”阮锦松透露，目前关渡自然公园的收入构成包括门票、企业或学校等活动收入、企业赞助等。

　　而企业或学校等活动的收入是比较可观的，“我们帮企业办活动，按人头费收取，好的时候一天就是80万台币的收入。”阮锦松说，企业赞助也是很大的一部分，比如，汇丰银行就投入1000万台币，支持关渡自然公园的生态保护。

　　阮锦松告诉记者，关渡自然公园组织科学家和志愿者多次对园内鸟类和底栖等资源进行调查，尽管还没有最终结果，但关渡自然公园的生态价值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如今，关渡自然公园的自然教育中心、海岸林区、河岸生态区、埤塘生态区、亲蟹观察区、北部低海拔林区、赏鸟小屋都已建成。昔日的垃圾场，已经成为重要的候鸟栖息地，台湾民众赏鸟、欣赏大自然的主要景点，当然，也成为当地一个利润可观的可持续投资项目。

　　纽约治水：农民的新作物

　　“投资自然跟投资其他行业一样，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这也是政府官员、商界精英和金融投资者未来最看好的投资方向。”大自然保护协会CEO、原高盛合伙人马克·特瑟克对记者说。

　　马克·特瑟克曾在时任高盛CEO亨利·M·保尔森（Henry M.Paulson，后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主持下，参与一系列环保项目。“我们的动机并非慈善事业或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尽管这些也很重要，而最核心的是纯粹的商业动机。”

　　马克·特瑟克以目前各城市普遍遇到的水危机问题为例，给记者讲述了纽约市治水的故事。

　　19世纪初，水源传染引发的霍乱曾经夺走了上千纽约人的生命。疫情、水污染和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迫使纽约市政府在周边郊区寻找比地表水和水井更清洁可靠的水源。

　　于是，设计者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个叫“卡茨基尔”的地方，它拥有面积达2000平方英里的山地和峡谷。当时，那里几乎完全未开发。虽然有少数的农场，但绝大多数地区拥有完整的森林和清洁的水。1964年，这个全美最大的水利工程竣工。

　　与众多水利工程（钢筋水泥的渠道等）不同的是，卡茨基尔集水区是一个由森林、草地、湿地及河流组成的系统。土壤与树根过滤水，微生物分解污染物，河流中的植物吸收机动车尾气和径流带来的残余肥料中的氮元素，香蒲和其他水生植物在吸收养分时固着沉淀物和重金属。

　　这个集水区被人们称为“绿色基础设施”，而且持续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马克·特瑟克介绍，这个集水区在上世纪80、90年代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随着区域经济的变化，风险也越来越大。一些小型农场主和林场主开始集约耕种，一些人则将土地卖给别墅开发商，道路建设后，冬季会大量撒盐以防止路滑。污染开始攀升。

　　上世纪90年代，纽约市政府不得不考虑投资80亿美元建设过滤厂，这还不包括每年大量的维护费用。

　　经过多方讨论后，纽约市政府吸纳了环保组织的建议，投资15亿美元在集水区买入土地，修建雨水管道和化粪系统，并为每个农场支付污染治理投资，比如，修建围栏和桥梁以将牲畜与水道隔开。

　　“卡茨基尔的农民曾经以为他们被迫为解决别人的环境问题而掏钱，现在他们则成了环境保护者，并因此而获得经济利益。”马克·特瑟克介绍，这使当地农民免于出卖土地，集水区内超过90%的农民参加了这个项目，农民现在有了新的经济“作物”——水。

　　这让纽约市在治水方面打了漂亮的一仗：市民们获得了更加清洁可靠的水，卡茨基尔的居民们从他们一直以来免费提供的帮助中取得了经济利益，植被、动物以及人类从更好的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中获益。

　　自然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

　　许多人认为投资自然保护不划算，因为无法衡量其价值。其实并非如此。

　　记者近日从环境保护部所属的中国环境规划院了解到，该院已着手环境资产核算的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原环保部总工程师杨朝飞等知名专家均参与了该项研究。

　　这项研究旨在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减法”核算同时，建立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保护的效益“加法”核算，建立环境容量资产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以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和生态效益。

　　中国环境规划院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不注重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那么，经济发展的成果——GDP会大打折扣。该院公布的《2009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显示，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环境污染治理压力日益增大，自2004年以来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2008年的环境退化成本为8947.6亿元。

　　与此同时，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3.8%。

　　这意味着，不断增长的GDP数字，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和公众健康不断透支的基础之上的。自然资本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种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欧盟-中国生物多样性项目机构与政策专家张风春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每年的工农业产值是可以用价值计算的，当然，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也是有价。”

　　欧盟-中国生物多样性项目此前所作的研究显示，如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的价值。在1987年该流域生态系统总的经济价值为2.16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7.9亿元；而在2000年其价值下降为1.77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4.6亿，是1999年黑河流域GDP（10.3亿元）的1.425倍。

　　黄土高原地区安塞县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其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土壤保持、水源涵养、CO2固定和O2释放、维持营养物质循环和环境净化。研究结果显示，该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达31.7亿元，是当地农产品价值的170倍。

　　上述研究结果还显示，全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9170亿元/年，其中来自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牧场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的价值分别为1410亿元、1030亿元、109亿元、981亿元和1390亿元。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所获得的利益，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四大类，但目前对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应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说。

　　由于目前大多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只有价值，没有价格，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计划（TEEB）建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一是实行适当的政策，奖励对这些公共产品流通的保护并惩罚破坏行为；二是鼓励创建新的市场，遵循“服务有偿使用”的原则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形成通过新的市场来支持和奖励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