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教21年的重庆师大政治学院教授张世友被举报抄袭论文，“从讲师一路抄袭到教授”，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记者比对发现，被指抄袭的10篇论文中，至少8篇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有的几乎全文由多篇参考文献组合而成。张世友在受访时表示，举报者所言“好多就是子虚乌有”。他同时认为，被举报的论文多发表于2005年之前，“至于构不构成所谓的学术抄袭、学术不端，真是十年前的标准不一样。” （4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从讲师抄到教授，不由让我们惊讶这教授的胆量和好运气，对比之下，更看到了此教授只是简单改几个用词就将顺利将别人的论文据为己有了。近年来，名人教授被曝抄袭已经屡见不鲜，如：中国好歌曲涂议嘉“蒲公英在飞”涉嫌抄袭；霍尊“卷珠帘”涉嫌抄袭；2010年清华大学知名教授汪晖涉嫌抄袭；2012年，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石元伍获国际设计大奖作品被曝抄袭学生被停职调查；今年1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师王宇澄举报他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57篇论文涉嫌学术抄袭；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涉嫌抄袭陶慕宁作品等等。
　　在被举报抄袭之后，一系列高超无比的解释中，有人说，我没有抄袭，我只是“借鉴”了一下下；有人说，我才没抄呢，我不过是“过度引用”了而已；有人喊冤，谁说我抄了？我是“被署名”啦——名字是学生给我署的呀……这回张大教授祭出的理由，是“十年前标准不一样”，并称“按照一般过去的说法，引用量三分之一都不过分”。难道十年前学术界允许抄袭？难道我们参考引用了别人的观点、成果，可以不注明，堂而皇之成为自己的东西吗？难道一篇文章可以没有自己的独立观点而仅仅是别人观点的凑合？诚然，开展学术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参考、借鉴、引用他人的学术成果、学术观点，是科学研究本身的需要，也是学术界的普遍做法。但是，我们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当自己的东西，把别人的孩子说成是自己的孩子。我们参考、借鉴、引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提供前提，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创新再前进。否则，学术研究，抄来抄去，没有原创，没有发展，没有创新，还有意义吗？
　　多年来，类似教授抄袭、作家剽窃时有所闻。上至教授名流，下至学生、各种职业人士，多有涉及。“天下文章一大抄”，俨然成为某些人写论文、发表文章时心知肚明甚至刻意为之的公开秘诀。究其缘由，抄袭之所以成为普遍现象，不仅在于涉事者构建了一套“道德自洽”的说辞，还在于这个社会对抄袭的容忍度太高了。许多人根本不把他人抄袭当回事，甚至还勇于为抄袭者辩护，这无疑给了抄袭者底气，鼓励更多人加入竞相剽窃的狂欢。例如，2002年初，北大教授王铭铭被指其学术著作《想象的异邦》抄袭自他翻译的国外著作。王对此公开进行检讨与道歉，并被北大暂停招收博士生资格。但是，王铭铭仍然是北大教授，他的书一样畅销无阻，而对其进行质疑批评的人，却被看作“别有用心的群体”。
　　从讲师抄到教授，拷问着此教授的羞耻之心与道德底线，也在拷问着我们整个社会是否“盗亦有道”。我们常说权力无底线贪腐滋生，人无底线走向堕落，社会无底线风险重重，“盗亦有道”却正决定着整个社会黑白的底线规则，法制社会、公平正义、权力规则、道德素质都需“盗亦有道”，道可道，非常道，此道非鼠道，而应该是相关教育、科技部门的责任良心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