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来看，一个年轻人经过高校的修读，顺利毕业和取得相应学位，那么他在毕业时将获得证明他修读合格的毕业证书和所取得学位的学位证书。这些证书上有学校官方印章，以及校长名章印鉴。凭借此证书即可证明该学子所取得的学历和相应学位。

　　由于学历和学位能够帮助拥有者获得相应的利益和荣誉，因此“办假证”也成为蓬勃的地下产业。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珠三角的“假证”泛滥成灾。那些背井离乡到南方发展的求职者成为购买假学历证书的主力。因此，甄别证书的真伪就成为一项必要的服务。在互联网发展尚不普及和完善的情况下，证书的认证相对要麻烦一些，需要向颁证的学校或教育部门发函求证所甄别证书的真伪，耗时耗力也需要耗费成本，因此收取费用倒也合理。与“办假证”成为一个蓬勃的产业一样，“学历认证”也成为了权力部门垄断的产业。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学历认证”可以变得异常简单和便捷，无论是高校自己提供查询，还是教育部门开放查询，都只需要一次性将基础数据录入，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查询认证。

　　但问题却并不如此顺理成章。教育部门迄今仍然收取高昂的费用，耗费令人匪夷所思的漫长时间，然后向查询人提供一份纸质的证明。而在生活中，又有太多的时候需要这份纸质的证明：出国、提干、求职、入户、职评、加薪……据媒体报道，在广东省高教厅学历认证中心，要取得一份纸质的证明需要经历取号、排队、缴费，然后至少等上15个工作日，缴纳从95元到280元不等的费用。

　　为何在互联网查询如此便捷的情况下，教育部门仍然拒绝开放互联网查询认证，沿用费时费力的人工纸质认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原因很简单：不受约束的垄断权力。

　　权力机构相对于没有权力的人来说，没有权力的人对权力机构的依赖性越大，那么权力机构的权力就越大。同时，拥有权力的机构和个人会倾向于物化无权力的他人，将他人视为实现权力者个人或机构目的的工具和途径。“学历认证”是一项被教育部门垄断的权力，只要整个权力集团为“学历认证”赋予各种价值，无权力者就不得不依赖上权力机构，从而使权力机构的权力越发膨胀。

　　膨胀的权力无论于公于私都能满足权力机构以及具体行使权力的个人的各种私欲。对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言，一个机构拥有公共权力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履行公共服务和治理的责任。例如，“假学历”泛滥就应当是相关部门治理失当的责任。假学历的泛滥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权力机构的不作为，治理“办假证”对权力机构以及行使权力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但甄别学历真伪的“学历认证”却无疑是一项旱涝保收的“肥差”。

　　因此，不难看出，繁琐、漫长且价格高昂的“学历认证”无非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机构任性妄为的做派。面对“办假证”的乱象不作为；处处为民众设置必需“学历认证”的门槛；垄断“学历认证”，并且人为将手续设置得异常繁琐和漫长——不受约束的权力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