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高考招生可谓“精彩迭出”，有考生志愿提交不上去：河南女孩李萌萌高考分数高出当地一本线13分,却因为县招生办工作人员的失误——忘了为其提交志愿申报,陷入了人生的窘境。有人的志愿资料却漫天飞舞：据8月24日《广州日报》报道，整整一个暑假，刚高考完的小梁家里的信箱陆续收到34封入学通知书，关于入学的手机短信、电话更是数不胜数，有些学校，小梁听都没听过，也根本没填过志愿。

    如果说李盟盟的“被落榜”是一出悲剧的话，我们却难说“被34家学校录取”是一出喜剧。原因有两个：其一，小梁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了，信件、电话、短信骚扰个不停；其二，小梁到底是被哪一家录取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是典型的“个人信息泄露”。其后果是很严重的，信件、电话、短信被骚扰不停还算幸运的，倘若他人拿着自己的个人信息办了假证，到处坑蒙拐骗，恐怕个人名誉与财产都会受到损失。

　　然而，国家标准频道认为，比“个人信息泄露”更让人揪心的是权力部门对于考生信息的出卖。小梁能收到如此之多的大学通知书，就足以证明，小梁的档案资料至少被34家高校审阅过。这个过程中，当地的高考录取部门并没有完全按照先录取后提档的顺序进行，而是将考生的资料（或是部分资料）一起发给众学校。这对那些招生有困难的民办学校来说，就有了作宣传或进行欺骗的一次机会，而考生在接到通知书之后，还真有可能去上了那所学校。如此一来，学校有好处，自然会对权力进行收卖，对于权力来说，也就有了所谓的“权力经济”——用权力换钱花。用权力换钱花，说的文雅一点就是权力寻租，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权力腐败。但是，作为权力部门来讲，本应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最后保护者与维权者，在这里，却成了导演出卖个人信息的始作俑者，着实让人愤慨。

    本质上讲，无论是“被落榜”还是“被录取”，其根源都是一个——教育权力的监督缺位。此语境之下，相信无论是小梁，还是李盟盟，都绝非是“被录取”或“被落榜”的唯一受众，更多的情况还可能因为话语权的问题，没有被报道出来。加强对教育权力的监督，势在必行。国家标准频道呼吁要专门就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通过建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补偿和惩罚机制，设置监督机构等方式为个人信息上一道“保险栓”。如其不然，人人都可能会成为李盟盟或小梁，每一位考生都可能会面临“被落榜”或“或录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