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9月20日报道，最近，广西河池朝阳煤矿突击提拔了7名矿长助理下井带班，而包括矿长、副矿长在内的5名主要领导却稳坐在办公室里。突击提拔是为应付国务院要求煤矿和非煤矿山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的23号文件。

    国务院下发的23号文件，将矿领导的安全同普通矿工“捆绑”在一起，初衷良好：一方面有领导在井下，一旦遭遇突发安全事故，可以使救援与应对更有效率；另一方面，这更是一种倒逼机制，只有让领导与普通矿工一起承担安全风险，他们才肯在安全投入和措施落实方面动真格。舆论在对这一规定表示肯定和欢迎的同时，也预言了领导下井带班会被作假的可能。当预言如此神速地变成现实，相信谁都没有心情享受在智力交锋中取胜的乐趣，更多的是感觉到悲哀。

    舆论之所以能够轻易预言假领导下井的发生，实际上是因为深谙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执行哲学。众人都习惯于以自己的利益诉求来曲解制度，然后按照曲解的制度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朝阳煤矿甚至丝毫都不忌讳自己的作假行为，声称“23号文刚一下发，我们就提拔了7名矿长助理，让他们轮流跟班下井。”仿佛这是一种值得夸耀的创造，而不是需要羞愧和掩饰的恶行。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执行哲学，所以“政策”中应该有防范“对策”的预案。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制度本身不够严密，而是执行制度的监督者故意为对策留下了宽松的漏洞。面对朝阳煤矿突击提拔矿长助理为“替身”代矿领导下井，肩负着监督职能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不是及时批评纠正，相反却开脱称这7个矿长助理应属于“矿领导”这个范围。执法者装糊涂，就是在替假领导下井放水。

    国家标准频道认为，煤矿习惯于造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监督部门习惯于替造假行为打掩护。如果执法者对于制度的信仰也破碎了，那么领导下井带班这样的好制度也最终会被虚置成一种摆设。舆论猜中“假”领导下井，不是猜中了矿老板的心思，而是击中了监管者的积习，后者更令人感到深切的悲哀。防止“假”领导下井的行为发生，最紧迫的着力点应该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