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即将在韩国召开，此次会议主要是为在下月举行的G20峰会进行观点交流和立场协调的准备工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全球各大经济体的自保心理将可能影响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磋商的成果。其中，在备受瞩目的汇率争端问题上，她认为G20会议必然会对此提出反对并建议全球磋商合作，但料将不会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出台。

    全球步骤很难出炉

    中国证券报：全球汇率争端问题引人关注，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协调无效后，G20成为汇率问题最终解决平台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凤英：G20会议肯定会将汇率问题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进行探讨，也一定会对全球贸易争端提出反对。但是，会议很难出台明确的强制性规定；更可能的做法是，在会议声明中要求全球各经济体增加针对汇率问题的多边磋商和国际合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未来汇率问题的重要程度要超过贸易，G20会议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最终解决方案。

    中国证券报：从近期的一些政策变动和预期看，各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在方向上的差异愈发显著，这会对G20会议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陈凤英：G20内部各经济体的退出政策确实非常不一致：新兴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抵御经济过热，欧洲关注与整顿财政，而美国、英国和日本则有了再启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在各经济体分别面对各自不同问题的背景下，围绕着全球经济增长和政策调整的议题，将很难有明确的经济、金融政策全球步骤出炉。不过，G20会议仍需认真面对全球市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因为这将对G20匹兹堡峰会所提出的“均衡增长”框架形成严峻挑战。

    总之，在汇率问题和经济复苏这两大最受关注的议题上，G20会议还没有做好实现突破性成果的准备。

    G20模式类似APEC

    中国证券报：在您看来，G20会议在成果实现上尚未做好准备的深层原因何在？

    陈凤英：G20此次会议的任务很重。首先，上次加拿大多伦多首脑峰会成果十分有限；其次，此次会议面对的是不同阶段难题的同时出现。具体而言，会议既要解决发达经济体衰落这一金融危机之前已然存在的状况，又要满足各经济体在危机之后拯救自身经济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进入“后危机时代”，各经济体普遍存在的自保心理将会严重影响经济、金融问题全球磋商与合作的成果；因为愿意合作的经济体少了，挑问题的却多了。

    此外，目前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很多问题，表面上看针对的是部分新兴经济体；然而一旦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调整措施最终指向的还是美国经济及美元的地位、走势。在目前的机制下，这无疑会让G20会议望而却步。

    中国证券报：重点议题既然难以突破，韩国是否会要求在IMF改革这样的议题上有所建树？

    陈凤英：IMF的份额改革问题已在匹兹堡峰会上得到确定，目前探讨的只是配额的问题。对此，韩国方面势必会努力在欧美之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展开协调；而且与已成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的加拿大相比，韩国在谋求获得G20会议更多成果方面，显然有着更多动力。不过，这样的协调，包括IMF的增资规模等问题的商讨确定，也都只能算作是IMF改革的执行方式的确定而已。

    需要强调的是，G20在模式上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愈发相似。而其作用更多的是为多边磋商提供平台，寻求减少各经济体间矛盾，而非某一议题的裁决或执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