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范自首、立功的认定标准、从宽处罚幅度等。最高法对捆绑“送子归案”的处理进行了明确，肯定和鼓励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在量刑时一般应对嫌犯从轻处罚。但，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里，告发亲友的“大义灭亲”恰与“亲亲相隐”背道而驰。

    为什么会有鼓励“大义灭亲”这样的立法举动？显而易见，是为了降低执法成本、提高破案率，但是“大义灭亲”的行为，会对亲情伦理造成伤害，这是必然的。据武汉市公安局1997年对连续三年所抓获的越狱逃犯的调查显示：81.5%的逃犯都被窝藏过。一位母亲因藏匿自己犯罪的儿子被捕入狱，在狱中，当记者采访到她时，她还这样说：“我能藏一天算一天，尽一尽做母亲的心。”由此可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亲亲相隐”大于“大义灭亲”，即“情”远远超越于“法”，尤其是在直系亲属之间。

　　2003年《北京晚报》有这样一则案例：出身河南农村的少年张鸿雁，辍学打工供哥哥上学。为了给哥哥筹措上大学的报名费铤而走险，偷了舍友的4万块钱。警方接到报案后，找到正在上海上学的哥哥张洪涛，要他协助抓捕自己的弟弟。于是张洪涛联系到张鸿雁并将他骗到了上海，使张鸿雁被提前埋伏的警察抓获。这件事在当时同样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有人说，哥哥完全可以不与警察合作，另寻机会劝弟弟把钱偷偷地送回去。还有人说，劝弟弟投案自首也比把弟弟骗来让警察逮捕归案好，起码量刑要轻。不论如何，在这里，情与法也产生了冲突。

    某门户网站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6.2%的人表示支持“大义灭亲”，认为能降低执法成本，是法治观念的进步；但高达55.4%的人表示反对，认为会冲击传统上的家庭观念，加剧社会对传统道德的漠视。更有网友讥讽说，大义灭亲的着重点恐怕不在“亲”，而在“灭”。

    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尤其反对基于背叛、出卖为基础的证词，即使这些证词是确定无疑的，也不应当采信。他的理由是；背叛、出卖，是犯罪者都厌恶的品质，我们不能以罪犯鄙夷的品质来对付罪犯，法律首要的是维护人类的尊严，而不是沦落成“合法”的犯罪。

    国家标准频道也认为，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对这种亲情间的行为也进行惩罚，未必能对社会起到警戒作用。惩罚面太广，势必树敌太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关键问题是要做好“亲亲相隐”和法律的衔接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很多国家法律当中的容隐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容隐，顾名思义，容，容许、允许，隐，隐瞒、隐匿，就是允许至亲之间对犯罪行为隐瞒不报。有法律学者认为体现了法对实质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是伦理与法律的完美结合。国家标准频道认为，在我国早日建立并完善容隐制度，必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利于妥善处理“情”与“法”、“仁”与“义”的关系，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