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报道，也是一份档案，记录了在刚刚胜利结束的“十一五”，中国标准化领域的变化。

    这些变化体现在越来越大的标准影响力里，体现在越来越普遍的标准思路里，体现在越来越快速的标准应对里。我们试图用自己的笔和心，记录下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的变化，并从中找出变化的路线和下一次变化的迹象。

    我们发现的变化在这里，您发现到的呢？

    〖从“幕后”走向“台前”〗
    标准热了

    2010年12月14日，当上海市的白领黄先志像往常一样，上班后开始上网浏览新闻时，一则题为《我国1.4万余家星级饭店将实施新星级标准》的新闻迅速映入眼帘，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

    点击标题、打开链接，手指轻轻移动鼠标，黄先志立即饶有兴致地开始阅读起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内一家知名连锁酒店的中层人员，了解与酒店行业相关的新标准，已经成为黄先志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还会关注与酒店产业相关的各项标准，尤其是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

    “一方面，这些标准也会影响到我们行业，因为食品行业也是酒店产业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对于确保我们吃得安全和吃得放心，至关重要。”入行8年，黄先志明显感觉标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说实在的，以前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我都很少关注标准，感觉标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应该是酒店质量部的同事才会对它感兴趣。但最近几年我突然发现，无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工作中，标准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著名搜索引擎百度上以“标准”为关键词进行了搜索，仅需0.26秒，就能找到相关网页约1亿篇，内容涵盖标准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多年前标准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更多的只是技术人员和标准化工作者的“小众”课题，那么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标准早已渗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一个“大众”话题。

    5年间，标准的地位和角色，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2010年11月初，一则关于“植物奶油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增加心血管的患病风险”的消息，引发了全社会对植物奶油质量安全的关注与争论。

    当从单位领到“植物奶油”质量安全追踪报道的选题任务时，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王冬亮的第一反应是，我国是否有植物奶油的相关标准。这样的报道思路，在之前“紫砂壶”和“麦乐鸡”质量安全之争的报道中，他同样采用过。文科出身的王冬亮觉得标准是很难弄懂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标准的背后包含的都是技术，他最头痛的就是技术。但随着质量安全事件不断成为新闻的热点，他慢慢发现，标准的地位和角色也在跟着发生改变：从“幕后”走向了“前台”，“生活”在了聚光灯下，成为了媒体追踪的“宠儿”。

    王冬亮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忆发生在2007年的牙膏二甘醇事件上。2007年5月，美国媒体报道我国出口的两款牙膏被查出含有二甘醇以后，我国牙膏企业在境外先后卷入二甘醇风波。与此同时，国内的媒体也围绕牙膏二甘醇的安全问题，展开了追踪报道。

    在追问二甘醇是否安全的过程中，王冬亮发现，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应的标准进行限量规定，而且二甘醇也并不是强制检测的项目，缺少相应的检测标准。

    于是，围绕着二甘醇的标准问题，王冬亮进行了深入报道。这样的报道，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更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国家质检总局发出了《关于禁止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的公告》，禁止我国企业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并宣布禁止含有二甘醇含量的牙膏进出口。同时，国家标准委要求相关部门立即制定《牙膏中二甘醇的测定方法》应急国家标准，不到半年的时间，《牙膏中二甘醇的测定方法》应急国家标准通过专家审定，并形成报批稿，二甘醇从此告别历史舞台。

    随后，无论是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还是强生的“质量门”、蒙牛的OMP（造骨牛奶蛋白）、无烟锅的造假、曲美产品的召回等，每个新闻的背后，似乎都没有离开对标准的热情关注和深度挖掘。难怪有媒体评论指出：如今，我们似乎已经处在标准构建的世界，面粉增白剂的使用有标准、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中有检测标准。有问题，立标准，这似乎已经成了工业化社会中处理某些问题的标准反应。

    “我个人的感受是，标准跟制度一样是个‘框’，只要出事，大家先找原因，实在找不着原因，就说是制度或标准缺失的问题。虽说制度和标准是两个‘框’，但管的东西不同。标准管的多是和生活相关的，如衣食住行。特别是2008年食品安全成了热点后，标准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大家的逻辑是：有了标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王冬亮说。

    和王冬亮一样，标准也是中央级行业报记者安永龙报道的重要内容，不过他更关心的是电子信息行业的标准。

    5年来，他见证了我国在这方面标准制定的众多辉煌事件：自主知识产权的3G（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成功跻身为国际标准，4G标准也有了中国标准的声音；闪联标准成功成为全球3C（通讯、电脑和消费电子产品）设备协同领域首个国际标准；AVS（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填补了我国音视频标准的空白等。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标准的艰难：WAPI（无线局域网）冲击国际标准失利、DVD产业因标准缺失完全受制于人……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佟亚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目前的“标准热”是好的趋势，是企业走向现代化的表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产品到品牌，再到标准，这是一条良性的轨道。有更多的企业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生产，那离国际标准的距离也会逐渐拉近。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技术、三流企业做产品”，这句在坊间广为流传的箴言，在“十一五”期间被很多企业奉为准则，也成为标准地位变迁的一个缩影。

    2010年9月21日，正泰仪表总工程师李向锋应邀参加MT19—《电量变送器》（IEC 60688）等标准的讨论。这是正泰又一次参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制定。

    在正泰集团看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改变中，首当其冲的是要争夺制造权利。而这一利器，其一是靠专利，二是靠标准。只有掌握了标准制定的主动权，才能拥有争夺市场的话语权。

    为了掌握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正泰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之中，并在全国电力、机械、铁道等多个行业中的低压电器、中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高原电工产品环境技术等多个专业化标准化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角色，这一系列的举措，大大提高了正泰在行业中的地位，也为标准化工作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从“配角”变成“主角”〗
    能耗降了

    2005年，当曾创造出“双高效”空调的空调制冷专家郑祖义“低调”加盟志高空调，出任“二把手”常务副总裁一职时，这位清华大学第一代制冷专业的博士后，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应对即将于2009年实施的我国空调新能耗标准。

    原来在2005年我国定频空调政策颁布实施的时候，已经预告了将会在2009年对节能降效指标进行升级。虽然当时除了以节能空调为重心且技术成熟的日本企业外，本土企业纷纷持反对意见。但郑祖义心里明白：空调作为能源消耗品，如何把空调制冷（制热）功能发挥好的前提下，实现能耗的有效降低，是空调产品乃至行业技术研发的方向与主流，也是全行业恒久的追求。

    于是，在郑祖义亲自带领下，志高空调开始积极推动公司内部的节能技术改造，将新材料和强化换热技术应用到空调换热器上，极大的降低了空调成本和提高换热效率，使换热器成本降低25%，与原来的系统相比，可以节能30%左右，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我们要追求单位消耗制冷量提高——每多用1公斤材料，就要提供更大的制冷效果。”郑祖义说，消耗同等材料情况下，志高的要比其他品牌制冷量更大。正是节能技术突出，让志高被国家标准委指定为所有空调能效样机的提供者。

    志高空调研究院新技术研究所博士龙建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2005年郑祖义加盟志高后，公司开始加快建立和完善研发以及奖励制度，极大地提升企业在节能、减排技术上的突破。“公司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技术创新，每个项目获得突破后，公司都会对项目的具体负责人进行奖励，对企业研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他说。

    虽然原定于2009年3月发布的新能效标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而推迟到2010年6月1日才开始正式实施，但新能效标准的改变还是显而易见：定频空调能效等级被划分为3级，其中的3级能效水平相当于之前标准的2级能效，2级能效等级相当于之前的最高能效等级，而新的1级能效标准则基本上达到了定频空调能效比的极限值。新2级能效即现行的1级能效成为评价定频空调产品是否节能的入门要求，而新3级能效即现行的2级能效则成为定频空调产品入市的最低门槛。现在市场上的3、4、5级定频空调则被禁止生产。

    郑祖义表示，空调能效标准的升级，是国家实施“节能减排”战略的需要，也是我国履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承诺的需要，同时，还是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需要。我国能效标准的升级，是行业节能技术的一个最佳竞技平台，谁在高效节能技术上处于领先，谁就能占据优势，谁就能游刃有余。

    空调能效标准对我国节能降耗的贡献，只是标准在节能方面“角色”转换的一个缩影。“2010年发布的新房间空调能效标准，能效比提高了23%，预计标准实施后，可年节电33亿千瓦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说。

    作为“十一五”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顺利完成20%的节能减排指标的过程中，标准的地位逐渐从以往的“配角”变身为“主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效标准的实施，就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据预测，从2006年到2010年，能效标准的有效实施可累积节电292.5TWh（1012KWh），折合1.42亿吨标准煤。

    另外，“十一五”期间，我国共批准发布了22项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内容涉及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和电力五大行业，覆盖的产品则包括了粗钢、电解铝、铜冶炼、水泥、玻璃、陶瓷、合成氨、铁合金、火力发电机组等22种产品。这些标准是我国首次制定，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标准化组织都没有类似的标准，开了节能管理的先河。

    〖从“替补”升为“主力”〗
    门槛高了

    5年过去了，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动工具分会秘书长张传富仍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接到企业报告货物出口德国被扣留时的情形。

    “当听到企业反映，自己的货物因多环芳烃（PAHs）有害物质超标，被德国海关扣留甚至在超市要求下架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回忆2005年夏天时发生的情形，张传福觉得仍然历历在目：“因为当时国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标准，对多环芳烃要求进行检测。”

    原来在2005年6月5日，苏州某电动工具公司接到一德国客户的投诉，称其销售的S1M－125角磨机含有多环芳烃并超标，要求退货。该批产品共13.4万台，价值113万美元。

    但事情却远没有结束。自德国之后，多环芳烃事件开始在欧盟蔓延。宁波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出口到比利时的24886台、价值62万美元的电动工具遭遇进口单位退运。退货理由是货物的部分机壳、电源线等部件中含有多环芳烃有害物质，且含量严重超标，比利时的客户要求将货物退回中国返工整改。

    在经过反复协商之后，备受关注的多环芳烃事件，最终以所有中国出口电动工具接受国际知名检测机构的强检而收场，而这样的标准要求，却在“十一五”期间一直伴随着我国电动工具行业的成长与发展，且一直呈现更加严格的趋势。

    2006年7月1日，欧盟《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简称“ROHS指令”）正式实施。在此前，欧盟已经正式实施了《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简称“WEEE指令”）。由于在环保和材料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我国电动工具产品的出口也提出了新挑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欧盟WEEE指令、ROHS指令生效不久，另一项“绿色指令”——《耗能产品环保设计要求的框架指令》（EUP指令）又于2007年8月11日闪亮登场，该指令比“双指令”隐蔽性更强、更具“杀伤力”。

    “这些新标准、新指令的实施，尽管大多是以自我申明的形式对企业提出要求，但对企业还是有不小的影响，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增加了成本。因为新的标准法规对材料、环保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自然就得更换更好的原材料，从设计开始要考虑环保、节能等方面的要求，还得专门购置分析检测仪器，成本明显上升，但售价却并没有上升，利润就下降了。”张传福说。

    我国电动工具产品的85%用于出口，出口国的每一次标准变化，都会牵动着国内企业的神经，而通过技术标准的形式形成市场准入门槛和壁垒，正是“十一五”期间一个明显的变化。

    根据世贸组织协议，技术性贸易措施可分为3类，即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它主要是指货物进口国家所制定的那些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技术法规、标准以及检验商品的合格性评定程序所形成的贸易障碍，即通过颁布法律、法令、条例、规定，建立技术标准等方式，对外国进口商品制定苛刻烦琐的技术、卫生检疫、商品包装和标签等标准，从而提高进口产品要求，增加进口难度，最终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

    由于传统的反倾销等贸易措施更容易遭到攻击和批评，以技术标准的形式，提高进入本国市场的“门槛”，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而且这样的“门槛”，还会伴随着环保、安全要求的增加而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