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出现了如下新趋势：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热”与发达国家的“冷”形成了鲜明对比；伴随人口大国的崛起，经济高增长开始与全球多数人口，尤其是城市化人口相关联；随着大宗商品进入高价周期，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国际间的经济增长贡献者和货币供给者出现分离，带来了极大的摩擦与经济不稳定；在国际冲突不断的同时，国家间政策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一些新型合作开始出现。

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向新兴市场

　　2010年发达经济体仍占据全球GDP的主要份额，预计为73%。但由于受到危机冲击的程度不同，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呈现出“快”与“慢”、“热”与“冷”的不同步特征，二者的相对力量也在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贡献率迅速下降，从本世纪初的76.6%，降至2007年的53.1%、2008年的20.8%，2009年甚至出现负贡献，2010年的贡献率也只恢复到30%强，预计2011—2015年很难超过40%，甚至可能递减。到2015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份额可能下降到65%。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向了新兴市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法的测算表明，到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比重将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这给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经济高增长开始与全球大多数人口福利相关联

　　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合计约占世界GDP的60%，而人口仅占15%。近年来，世界上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多是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南非、巴西、墨西哥等。目前世界上84% 的人口分布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生活于增长率更高的新经济体中。人口大国的兴起，使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与人口份额比重开始高度相关，经济高增长开始与全球大多数人口福利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欧早期工业化时期涉及的人口只有1.3亿，而中国当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则要涵盖十多亿人口，中国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加速城市化，预计2012年城市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深刻改变着全球的产业格局和分工体系，不仅对资源的需求意义重大，同时对消费品需求和服务业也产生重大影响。2009年全球服务业的比例提高到70%，但全球可贸易的服务量占全球贸易总量不足20%，未来服务业贸易将出现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的发展。

　　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空前压力

　　从能源、基础金属、农产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历史价格波动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长周期：西欧工业革命至1973年前的殖民地时代，大宗商品处于极低的价格水平。1973—2004年民族国家工业化时代，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并伴随较大波动。2005年，人口大国开始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可以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资源品价格都会保持高的指数上涨和波动态势，这是后危机时期的另一大特征，这将改变原有工业化生产的分工格局和消费模式。

　　随着经济增长开始与多数人口相关，大规模城市化和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将推动大宗商品需求，也就是说，城市化是一个大宗商品密集化过程。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重复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继续扩大人均资源消费量，并将远远超过以往发达国家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给资源能源与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另一个大的原因是资源的垄断和管制加强。以石油公司为例，国有化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30%提高到2007年的86%，资源国有化和国家管制已经是一个基本趋势。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均呈现贬值趋势，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过程中价格不断上升。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和货币供给者相分离

　　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的同时，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却仍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在可预期的5—10年中，替代性储备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大的改革仍难实现。发达国家经济体仍控制全球的货币、金融市场、金融工具、机构、交易规则。尽管储备货币之间的结构在发生微妙变化，欧元份额明显上升，日元地位下降，但美国依然主导着全球的货币权。

　　经济增长贡献者和货币供给者的分离直接导致经济摩擦。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的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稳定，其利率水平、货币供给量影响他国福利。如美、欧为了刺激本国生产，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新兴市场国家早已复苏，无需再强化刺激，全球经济频繁摩擦即源于此。美国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冲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巴西和中国因受到热钱冲击而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迹象，印度2010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巴西达6%，中国按季度看接近5%。

　　全球冲突中出现新型国际合作

　　危机以来各国加强了全球多边经济政策协调，一些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开始出现。

　　首先，7国集团扩展到20国集团。20国集团中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斗争一方面会继续，另一方面也会在该机制中达成某种妥协。在IMF投票权的改组中，中国投票权上升到了第二位，中国在全球协调中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除了去杠杆化、滚动还债和重组资产负债表外，危机的教训还要求加快实现一个基于各国经济自我平衡的全球经济再均衡过程。各种新的国际规则正在酝酿和形成中，尽管这些新规则可能一时还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失衡的世界经济结构。再次，危机也极大地扩展了国际政策协调范围，涉及金融贸易等领域。最后，为了对抗发达国家的垄断和国际货币霸权，“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加强了相互交流和协调，类似于中俄双边贸易进行本币结算等新型国际合作正在深入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一篮子货币在未来更有可能成为货币政策的一种规范。(作者：张平 王宏淼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