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系统问题重重，已非“一日之寒”。

　　1999年，广西自治区罗城监狱副监狱长胡耀光等数十人，会同河池中级法院刑二庭庭长韦哲文等人集体受贿，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中提供“一条龙服务”，共有60余名服刑犯人获违法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此案所涉犯罪金额达300万元，闹出一幕“有钱钱服刑，没钱人服刑”的惊天大案。

　　2004年8月至2005年11月，曾担任过成都市金牛区国土局局长、副区长职务的马建国，在川西监狱服刑期间，先后向时任监狱长巫邦志行贿价值31万元的钱物，获得了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在狱中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处理自己公司事务、可自由驾乘宝马轿车出行、由监狱警车带到宾馆酒楼消费的待遇；多家公司的老总或职员还证实，他们曾陪马在成都多家酒楼吃饭，有时还有监狱警察陪同。四川当地媒体质疑：“贪官服刑犹如度假，究竟是谁的耻辱？”

　　可以列举的还有很多。2005年10月，山西临汾监狱政委王勇民收受巨额贿赂，为根本没病的10余名罪犯办理保外就医，被判刑5年。2006年5月，宁夏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熊斌等人收受贿赂，违规为大毒枭周彦吉办理请假外出就医手续，周脱逃后又实施了特大贩毒案件，熊斌亦因此被判刑7年。

　　2006年8月，上海提篮桥监狱二监区教导员俞金宝因特殊照顾正在服刑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允许后者自由出入监狱内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看电视、享受空调和沙发等多种特权而被“双规”。不过，有监狱内部人士透露，对周正毅的这些特殊待遇，并非俞金宝这一级别的管教干部可以提供的，甚至连监狱长也没有这个权力。

　　2010年1月，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田丰因受贿罪被判刑7年。法院认定，田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下属及社会人员共31人的现金及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64万余元，并通过为他人在工程款结算、任职升职、工作调动、罪犯服刑等方面提供“帮助”来谋取利益。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侯小丰表示：环绕监狱已生成一条成熟的“环监狱产业链”，除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外，以监所为支点的腐败系“当局”起了主导作用，其有一显一隐两条线，显线涵盖衣、食、住、行、乐等硬需求，隐线涵盖心理、权欲、名誉等软诉求。

　　汪勇表示，企业和监狱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企业追求的目的主要是经济效益，而监狱追求的目的是执行刑罚、惩罚和矫正服刑人员、维护社会正义。

　　“如果一个执行刑罚者同时是企业的管理者，因为这种二元角色很难融为一体，难免出现利用权力损害其他利益的现象。”他说。

　　在现实中，还存在罪犯利用其社会关系帮助监狱企业的经营，获得增加减刑幅度、降低假释条件的情况，许多监狱警察证实，会要求有能力的罪犯在生产经营方面为监狱提供帮助。

　　目前，国家对于监狱企业的税收实行“先征后返”政策，同时，还要给予额外的一些财政补贴，监狱自身的经济状况已经比以前好了许多。由于监狱企业的特殊性，事实上《公司法》和《监狱法》都无法解决监狱企业的法律关系、法律地位问题，按照国务院的另行规定，监狱的国有独资公司由省监狱管理局主管、兴办，后者行政任命公务员和警察为公司管理人员。

　　取消监狱减刑主导权？

　　中国共有700多所监狱，半数地处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2002年起，司法部逐步将这些监狱迁移到中心城市、交通干线附近，中央和地方政府已为此投入40多亿元。

　　但这些工作，并没有改变监狱系统的腐败痼疾。仅从已经查处的案件即可看出，目前监管场所已成为司法腐败高发区，一些监狱警察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问题十分突出。

　　汪勇认为，监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与其他单位相比，流动性较差，如果上级单位不加以监督，极容易落入权钱交易的泥潭中；要避免人事权和监狱建设方面的权力，必须通过外在的监督和内在的公开、民主的机制才能实现。

　　刑罚执行中的监狱腐败现象积弊已久，于制度层面，检察机关负有对监狱、看守所、劳教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法定职责。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都会在监狱派驻检察室，由专职检察官对监狱进行监督。

　　对于监狱系统接连不断出现的种种贪腐情况，四川省一名检察官说：“以前，我们一直把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缺乏制度的建设，但是通过马建国在川西监狱发生的情况来看，仅仅有规章制度是不够的，因为再良好、再全面的制度也必须由人来执行。”他认为，目前中国监狱的管理、监督方面的规定和程序已经很多，问题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再加上“一把手意志”，导致了监督真空的出现。

　　这名检察官表示：“按照规定，监狱应该将服刑人员的每一次特殊活动向检察院驻监检查所通报、汇报，但是监狱领导没有这样做，一是嫌麻烦，二是担心。因为，马建国之流属于‘有钱有势’的服刑人员，监狱领导唯恐监督机关注意、怀疑上自己。”

　　鉴于目前减刑的权力被监狱实质性垄断，法院对减刑的裁定权沦落为完全形式上手续的局面，已有学者呼吁取消监狱主导型的减刑审批机制，构建减刑诉讼机制，即通过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重新对减刑权进行权力配置，着重将检察监督力量引入减刑程序。

　　云南省一名刑事律师刘浩源认为，中国监狱管理工作向来以“特殊”“神秘”自居，公开度明显不够，这使外界很难知道其各种法律程序如何完成，尤其新闻媒体对监狱的报道一直受到多重限制，因此，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

　　“由于舆论宣传的基础差，加上内部环境相对封闭，自身积累不足，目前中国监狱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颇多。”他说，“另外，长期处于特殊、封闭工作生活环境的监狱警察们，也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关心；否则，监狱工作的整体状况很难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