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主管主办的《中国环境报》连续三天发表环保部三位主管核安全监管工作司长的署名文章，主题只有一个：核电安全。
　　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司长王中堂表示，任何核事故都会引发公众的不满、社会的动荡，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核安全关乎公众利益、关乎社会稳定、关乎政权安危、关乎国家未来。虽然综合检查结果表明，我国核电厂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检查中也发现一些核电厂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必须实施整改。
　　核电站建设审批简明程序
　　核电厂址预备可行性研究－厂址选择报告预审－开展初步可行性研究－厂址选择－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建议书－批准立项－选址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厂址安全分析评价、开展前期工程－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书、初步设计、建设准备－开工报告、施工图设计－土建施工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竣工验收－正式运行
　　2008年那场冰雪下得真大。它狠狠地摧残了一把内陆省份脆弱的能源体系，并让当地政府教训深刻。
　　那一年冰雪灾害后，湖北咸宁大畈核电站、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站和江西九江彭泽核电站很快成为第一批获得国家发改委“路条”（即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的内陆核电站。
　　更多的地方政府也倾尽全力，借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4万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东风，纷纷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等国内核电巨头签署核电开发框架协议并予以迅速推进。
　　2011年，另一场灾害不期而至，成功阻击了中国核电跃进的步伐。
　　当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灾后第六天，国务院决定，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内陆省份核电跃进应声戛然而止。
　　帽子山下，桃花江边，大墈村头，平整好的土地还在春天的微风吹拂下酣睡，早已吹响的号角却像失了声的嗓子，吱吱呀呀，时断时续。
　　核电重启声与争议声同起
　　进入2012年，核电新建项目审批的重启声随处可闻。
　　《中国证券报》2月14日的报道称，目前，由国家核安全局牵头编制的《核安全规划》已上报国务院，由国家能源局编制完成的《核电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即将上报国务院。
　　该报道称，这三项规划通过后，意味着核电新建项目审批重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而这一系列政策程序最快在今年3月底前完成。
　　不过，该报道还引述权威人士的话说，由于内陆核电站目前在技术和安全性上仍存在较大争议，按照政策主管部门意图，未来新建项目审批将暂不考虑内陆核电项目申请。
　　该报道透露，最新完成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显示，到2020年全国核电装机目标为8000万千瓦。这高出此前业界普遍预期的6000万到7000万千瓦水平。
　　显然，光靠沿海核电装机水平很难实现这一高目标。
　　另据《国家电网报》2010年7月披露的数据，在中国43个审查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核电项目中，内陆核电站占31个。此外，内陆还有大量核电站规划处在“普选”阶段。目前这些内陆核电项目都处于“等待”状态。
　　几乎在核电审批重启声响的同时，一场发轫于安徽望江，官民接力推进要求停建江西彭泽核电项目的“阻击战”也应声而起，更在本月8日起引发了媒体的持续关注，引发了对于核电安全问题、污染问题的担忧。
　　与此同时，安徽省政协也拟建议，在皖全国政协委员于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就彭泽核电项目问题提案，“希望能够在国家层面解决这一问题”。
　　这一次，来自安徽省内、望江官方及民间的反对声音无疑又给彭泽核电项目的获批增加了一个变数。
　　强化防御监督保安全
　　彭泽核电项目之争鹊起5天后，2月13日负责中国核电安全监管工作的国家环境保护部打破沉默，引发关注。
　　环保部主管主办的《中国环境报》自当天起连续三天发表环保部三位主管核安全监管工作司长的署名文章，主题只有一个：核电安全。
　　环保部三位司长的署名文章或可视为核电安全监管层最新意志的表达。
　　这三位作者分别是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一司司长刘华、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司长王中堂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三司副司长周士荣。
　　刘华在具体分析了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意义、形势和任务之后，针对当前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未来几年要做好的9个方面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强化纵深防御，确保核电厂运行安全”。
　　刘华认为，我国核电多种堆型、多种技术、多类标准并存的局面给安全管理带来一定难度，运行和在建核电厂的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的能力仍需提高。
　　在核事故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刘华坦承，核电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及各核电企业集团公司之间缺乏有效的应急支援机制，地方政府应急指挥、响应、监测和技术支持能力总体较为薄弱。
　　王中堂与周士荣的文章则直接聚焦核电，要求“强化监管，确保核电安全发展”。
　　王中堂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发展核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之后，王中堂话锋一转，集中论述如何确保核安全。
　　王中堂强调，任何核事故都会引发公众的不满、社会的动荡，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核安全关乎公众利益、关乎社会稳定、关乎政权安危、关乎国家未来。
　　“虽然综合检查结果表明，我国核电厂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检查中也发现一些核电厂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必须实施整改。”王中堂说。
　　自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机构大幅扩容。环保部长周生贤去年年底曾透露，去年9月，在环保部原核与辐射安全司基础上，中央编制办公室批准设立了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一司、二司、三司，人员编制由2008年的38个增加到85个，增幅达1.2倍。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派出机构、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编制增幅更大。
　　第三代核电技术更安全么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有一个“绵羊猛虎论”。
　　周生贤认为，实际上，“核”并不可怕，按规律办事，核就是绵羊，可以为我所用；不按规律办事，它就是出笼猛虎，必然会伤人。“对待核安全，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因噎废食。”周生贤说。
　　此次环保部密集表态的背后，与近期人们对于第三代核电技术安全性的争议疑虑显然密不可分。
　　民众忧虑的核心在于，尽管美国于2月9日审批通过了两台AP1000核电机组的建造，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第三代核技术的已建成核电厂，而内陆核电项目多数采用的即为美国西屋公司发明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
　　未知的风险，紧紧缠绕着核电项目附近民众的心弦。
　　环保部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郁祖盛认为，相对于第二代核电技术，第三代核电技术将安全性能提高了100倍，“如果AP1000技术遇到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情况，也不会发生泄漏，甚至超过也不会发生问题”。
　　郁祖盛表示，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应该集中全力让三代核电快一点发展，“三代越多越好，二代越少越好，现在还建二代核电站就是给未来埋下隐患”。
　　“美国这些国家不会再建二代核电站了，只有中国或其他少数国家才会还建二代核电站，当然，这里面也有利益的问题。”郁祖盛说。
　　在“两院”院士中，何祚庥是不多的公开反对建设内陆核电者。他认为，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内陆地区建造任何核电站。
　　何祚庥说，内陆核电支持者所“计算”的“安全”系数，都是理论上可计算，但未经实践或实验考验过的“理论值”，而重大风险决策必须以实践或实验检验过的真实风险概率作为决策的依据。
　　核安全的监管也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刘华表示，目前，我国核安全监管能力与核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相适应。“核安全监管缺乏独立的分析评价、校核计算和实验验证手段，全国辐射环境监测体系尚不完善，监测能力欠缺。”刘华说。
　　“内陆核电应更严格”
　　核电并不必然和沿海联系。
　　实际上，世界上60%的核电站是在内陆，法国的比例更高。郁祖盛透露，在福岛事件之后，美国批准新建的两个核电机组都是内陆核电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是内陆核电项目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从安全和环保要求看，内陆核电站和沿海核电站没有本质的差别，目前成熟的核电站设计和建造技术完全可用到内陆核电站。
　　在叶奇蓁看来，我国首先在东南沿海发展核电，一是由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沿海发展得比较快。第二，东南沿海电网比较大，一旦核电机组跳开的话，电网不受影响。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宁认为，中国的煤炭资源集中于北方，东南沿海地区是最需要能源的地方，却缺乏能源的自然禀赋，而且中国的铁路交通还存在瓶颈，“这些地方最需要能源，却又得不到能源，只能率先发展核能了”。
　　“当然，在沿海建核电站，水来得比较容易一些。中国沿海地区,往往常年多风，而且多向海洋上吹，有利于放射性污染物的稀释。”李宁认为，“即使万一遇到了福岛核泄漏危机这样的事件，海水的稀释能力比内陆大得多，而且也不经过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对民众健康的影响也会小很多。”
　　李宁表示，相比水电、火电，核电在能源安全上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地方经济还是存在竞争的，一个地方的能源供给不可能老是受制于其他地区，“碰到能源紧缺的时候，总是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别人”。
　　核电项目邻近县市地方政府并非唯一的反对者，水利部门的反对是另外一个阻力来源。
　　郁祖盛说，对于内陆核电项目，有些水利部门不理解，不支持，“他们怕污染水系，实际上即使在事故条件下也不会污染水系”。
　　郁祖盛认为，与沿海相比，内陆人口更稠密一些，河网更多一些，“内陆还可以采取更严格的安全措施”。
　　江西、湖南、湖北、安徽、重庆、四川等长江流域诸多省份所规划的内陆核电项目均依托长江水系，即使不直接利用长江水源，其水源最终流向也会是长江。
　　“30年迈不过那道坎？”
　　对江西、湖北、湖南这些热衷核电的省份而言，若从最初的构想算起，已等待了近三十年。
　　2月14日，彭泽核电争议近一周后，《中国环境报》也首次打破沉默，以《江西彭泽建核电站安徽望江提出异议》为题介绍了此次核电之争并配发了评论。
　　《中国环境报》的评论直接对江西方面提出质疑：“为什么一个早在1982年就启动选址的核电项目，直到今天才听闻各种质疑？而历经征地拆迁、移民安置、项目配套，直到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的30年间，为什么始终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该评论还直接批评了彭泽方面回避的态度。
　　“公开和透明是打消公众恐慌情绪的惟一途径。安徽省望江县政府以政府公文的形式，向上级部门递交报告，表达反对意见。而涉事另一方的彭泽县却选择了消极回避的态度，迄今未作明确回应。这实非明智之举。”该评论认为，长久的沉默，不仅把自己陷入舆论的漩涡，更会加剧公众的恐慌甚至抵触情绪，公众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索性会对可能对他们生活产生潜在威胁的项目一概表示反对。
　　该评论还对彭泽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于彭泽而言，此次质疑是一个与公众交流沟通、宣传核电能源的难得机会，惟有坦诚回应，才是对本地居民以及邻近地区的负责任态度。
　　“彭泽有关方面有必要尽快扫除公众疑虑，并承诺对核电项目建成后的周边环境数据进行长期公开，自觉接受两地监督。”该评论说。
　　也有媒体发表评论赞扬了望江县政府的做法：“值得肯定的是，在关涉一方安危的重大环境议题上，望江县政府选择采用政府公文的方式进行正式交涉，代言辖下民众的声音与利益，通过制度内渠道予以表达和争取，如此积极作为在过往的个案中并不多见。”
　　建立利益争端协调机制
　　一方受益，另一方却承担着巨大环境风险。这也就不难理解，对于同一个项目，长江两岸的评价怎么会如此迥然不同。
　　目前，已建成和在建的核电站均位于沿海地区，但在过去几年，尤其是2008年冰雪灾害之后，江西、湖南、湖北等内陆省份成为国内最积极的挺核力量。
　　除了能源方面的诱惑之外，动辄数百亿甚至上千亿元的投资规模更是地方政府根本无法抵挡的诱惑。
　　2月14日的《中国环境报》的评论还直接挑明了赣皖核电争议背后的利益之争：“此次彭泽核电站之争，表面只是环保争端，实则赣皖利益之争。随着环境形势的日趋严峻，区域流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一触即发。”
　　该评论认为，联想到近年来的多宗流域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事件，发生事故的是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但遭受其害的却可能波及多省、多地。围绕类似事件所建立的利益分配制度，需要以信息共享机制为基础，从民间奔走的层面更多地上升为地方政府间的交涉，由政府出面予以详尽表达与顺畅沟通。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在彭泽核电争议初起之时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即指出，此次争议因“沟通不足引发”。
　　李宁也认为，核安全争议背后还是利益之争，“作为利益诉求方来说，承担了核电的风险，却没得到核电的好处，当然不愿意了，两地应该将核电带来的好处分配一下”。
　　李宁举例说，在香港还没有回归的时候，内地和香港就能在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更何况现在还处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体制下，肯定是有解决方案的”。
　　李宁说，“我并不是说这个争议不费力气就能解决，但只要坐下来谈，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做一些区域利益、国家利益的协调，问题肯定能解决。两个省可以直接谈，即使谈不拢的话，还可以由中央政府来协调。”
　　“每一个重大工程项目都会有争议，开发商都能坐下来谈，开发核电为什么不可以谈？关键还是双方都要有谈判的心态。”李宁说，“当然，有一些底线是不能突破的，比如核安全以及对于周边环境的保护。”
　　针对彭泽核电项目邻近安徽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的问题，李宁建议，由于核电开发周期较长，地方政府要提前保护好这些核电厂址资源，做好核电厂址资源储备工作，以免这些厂址被另行规划。
　　内陆发展的能源刚需
　　尽管争取成为“内陆首核”的口号仍不时见诸内陆核电项目所在地报刊，但内陆核电重启显然仍在路上。
　　郁祖盛开始忧虑内陆核电项目前期投资的问题。郁祖盛说，据他了解，江西、湖南、湖北这三个第一批内陆核电项目已经投资了120亿元，“迟迟不开工是一个重大损失”。
　　李宁并不认为内陆非要大力发展核电不可，但一定要有替代方案，“如果内陆地区不发展核电，能源替代方案从哪去找？”
　　“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能源替代方案，有多方面的益处，那就不用发展核电了，可以停止建设内陆核电项目。”李宁说，“目前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是一个刚性增长，不解决肯定不行。”
　　李宁认为，内陆发展水电有枯水期的问题，发展火电有运输瓶颈、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且因为过分依赖煤炭导致的环境、气候问题也广受批评，“几乎没有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案，发展核能或许是内陆解决能源问题的一条主要路径”。
　　李宁提醒，还要看到核电站建设周期的问题，核电站建设平均要4年半至5年的时间，中国目前的人均耗电量、耗能量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未来还会不断增长，“暂缓核电当然会影响到几年后人们日益增长的刚性能源需求”。
　　“一方面是内陆核电争议不断，一方面越来越强烈的能源刚性需求，中国应该如何选择呢？”李宁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