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报》报道全国多地保障房出现质量问题，诸如楼面渗漏、开裂，“瘦身”钢筋的混入以及偷工减料现象的频现，使得一部分保障房不得不推倒重建。这样的消息并不是第一次见诸报端，此前青海的“康川新城”、包头的“民馨家园”等作为保障房重点项目推进的楼盘都曾出现过严重的质量问题。

　　作为保障社会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保障房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推行房地产市场化之后，理应被置于重要地位。毕竟，住房作为一项基本福利，国家让低收入阶层至少有房住，而市场则为中高收入阶层提供改善性住房，这已成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1994年之后的中国，虽然确立了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目标，但直到经历了2003年以来的房价暴涨之后的2007年，才真正迈入“建设”的步骤。作为历史欠账，2010年中央政府又表示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在官方数据中，当年保障房的开工数便达到了590万套。随后的2011年，中央又在两会上提出未来5年要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2011和2012年各完成1000万套，之后三年完成1600万套。

　　这样一幅图景，对于近年来饱受高房价折磨的大部分民众而言，显然是令人期待的。只不过，在人们还在为如此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是否能如期完成，以及后续的分配能否做到公平而担忧时，已经竣工的部分保障房却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不得不说，居民的福利要真正落实，往往少不了各种波折。

　　对于各地频现的保障房质量问题，人们很容易将目光投向监管部门。这当然没有错，只是如果仅仅把问题划定在监管不力层面，那么对于克服目前的困境，恐怕并无裨益。对于负责质量的监管部门而言，且不论他们是否必然会做到严格监管，就算他们试图全力以赴，但面对一年1000万套的开工数，再加上每年几乎同等数量的商品房开工数，也可能显得有心无力。

　　更何况，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进入地方政府治理议程的保障房项目，存在着根本上的激励机制困境。本质上，该工程即属于“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情况，虽然该政策的执行情况也会纳入官员的考核体系，但同时由于从土地到资金等各种建设资源的大头都需要地方政府自行解决，且开建的规模又非常之大，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应对上级压力时，常常会拿出一些临时性的“应对之举”。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鼓励企业建房，并将其纳入到保障房项目，这种情况固然会遭遇产权不清的问题，在将来的分配方面也肯定隐藏了许多争议，但为了完成数字上的目标，地方政府已经考虑不了这么多了。扩展“保障房”概念的外延毕竟只是办法的一种，实打实的房子还是必须要建一些的。因此，花尽可能少的钱建尽可能多的房子，这是地方政府的又一种策略。但毕竟建造房子需要交给市场，如果价格压得太低，利润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准，那么企业本身也会做出偷工减料之举。甚至，连一些监理公司都因为酬劳太少而不愿到场监理。这也让我们看到，尽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一旦进入市场领域，终究还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律，仅仅依靠强化监管是难有成效的。

　　除此之外，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为了在数字上达标，对一些质量略有瑕疵的保障房予以放行也是符合其内在逻辑的。地方政府表面上对外宣称要强化监管云云，然而一旦遭遇上级在数字上的压力，有意简化监管过程，实在是不乏动力。

　　眼下，保障房建设的帷幕拉开还不久，可以预见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这其中，根本性的因素在于政策推行略失平稳，导致为了完成一个超出实际承受能力的目标，很多地方政府开始玩弄数字游戏，并给予了市场弄虚作假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是为监管不力卸责，只是善意提醒：如果在数量、工期方面适当放缓进度，在资金筹集方面更加多元，这对于确保工程顺利完成更有好处。毕竟，即使只有3600万套的一半能够在五年内完成，也足可以解决城镇中的近6000万人的住房问题。而目前城镇人口不到7亿，6000万的比例也接近10%了，这样的成效已经算功德无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