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眼前一亮的14亿美元机场扩建项目，52亿美元的高铁建设，三星70亿美元设厂计划被誉为外资在中国最大一宗高科技投资项目，这些无疑都表明了古城西安发展经济的决心。
　　与造价14亿美元的地铁工程在一起的，是轰鸣的起重机形成的一道风景线，连同迅速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一同被工业烟雾所笼罩，这座拥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也湮没在尘埃中。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途径，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这条路已经走了30年，而且很可能继续这么走下去。
　　中国需要实现经济再平衡，以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风险，对此中期内重新定位的实际着眼点只是放在了地理因素上--将基建支出向西部转移，复制沿海地区30年来发展的成功模式。
　　这样一来中国史无前例的投资支出速度会更让人担忧，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指出的那样；同时投资者也会被搞糊涂，他们原本预期再平衡是指经济迅速转变成发达经济体那样的消费型增长--而不是在内地再搞20年的基建。
　　“中国各地都在搞试点。有一些好的经验涌现出来，中央试图从中找出最好的，然后在其他地区推广，”知名中国经济发展学者张维为对路透表示。他曾担任中国经济模式的缔造者--邓小平的翻译。
　　根据张维为的分析，中国的崛起，依靠的是中央政府有意识地完善城市发展模式，从而减轻农村贫困状况并巩固政权。
　　这其中包括规模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10年里，固定资产投资为中国贡献了一半的经济成长--与此同时，中国也积聚了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出口国和全球经济成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实际上，只有彻底的城市化，才能让西安以及其他许多类似城市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确保共产党兑现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和实现社会稳定的承诺，从而稳定政权。
　　从2005-2010年的五年计划期间，西安市年平均收入增长了约一倍，达到22，244元(3，530美元)。计划到2015年平均收入再增长一倍，但这仍然远远低于上海的71，847元平均工资水平--上海的工资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
　　战略性目标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自2000年启动以来，累计投资达3，250亿美元，很好地说明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向长期投资者充分表明了政策的持久性。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战略目标，”应用材料西安公司总经理邹刚(音译)表示。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晶片)生产设备厂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家投资者，以至于在西安市最新五年规划中被点名提及。
　　“'西部大开发'政策在出台的最初10年，帮助西安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做好在第二个10年里进一步抓住机会的准备，”邹刚在前往应用材料3亿美元研发培训中心的路上对路透记者表示。该中心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私营太阳能电池研发实验室。
　　应用材料公司进入中国已有28年，2011年取得的105亿美元全球营收中有25亿来自中国--较2010年劲增10亿美元。
　　难怪三星也步其后尘，投资建设一家存储器芯片(记忆体晶片)工厂，未来几年总投资额可达70亿美元--约相当于2011年西安市整体生产总值的11.5%。
　　和应用材料一样，三星也提到在这座城市投资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该市计划明确、以基建为主的城市发展规划。西安是中国高等研究机构和高校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
　　中国甘冒内部经济进一步失衡的风险继续支出，已经达到了让IMF担心的程度。
　　“我们担心，未来四到五年投资继续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据如此大的比重，将会开始出现问题。”IMF驻中国首席代表Murtaza Syed表示。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2002至2010年期间，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GDP之比从36.3%升至45.4%。所谓固定资本形成总值涉及建筑、道路、桥梁、铁路、机场、工业设备和机械等方面的投资。
　　过去没有哪个像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曾如此长时间地保持这样的投资速度。IMF相信未来两年中国这一比率可能保持在45%左右。
　　“我们关心的是，这样的生产能力怎样才能消化。如果不能走向国际市场，就只能在国内被消化，否则就将形成不良贷款。”Syed说。
　　投资构成是关键
　　投资的构成是关键所在。
　　这就是中国政府决定继续抑制房地产投机的原因所在。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政府出台4万亿元人民币(6，350亿美元)财政刺激举措扶持经济，引发地产开发狂热，迫使当局在两年前开始打击房地产市场投机活动。
　　有了固定资产支出方向出现偏差的这一前车之鉴，中国政府决心避免重蹈覆辙，哪怕牺牲短期经济增长也在所不惜。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率料降至1999年以来最低的8.2%，而分析师认为，楼市调控是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
　　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厂等有利生产且高效的资产投资受到欢迎。而过度的投机性支出，尤其是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一旦导致不良债务增加，以及持有这些债务的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就有可能事与愿违。
　　西安计划在2012年将固定资产投资增加26%。2005-2010年期间，此类支出额是之前五年的四倍。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首席运营官魏福刚(Wolfgang Weil)认为，新建的旅客年吞吐量2，000万人的新航站楼和能够起降空中客车A380超大型飞机的第二条跑道，是构成良性循环的一部分。
　　“我确信，对三星而言，帮助他们作出投资决定的一个因素就在于，现在西安咸阳机场有了新的跑道，对于起降机型和有效载荷不再有限制。”他在新跑道正式投入运营几周后对路透表示。
　　魏福刚指出，西安可持续的旅客数量对咸阳机场的德国合作伙伴方--Fraport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西安有着850万人口，在中国四个主要城市圈中发达程度最低，但发展最快。
　　对于那些担心中国城市化热潮引发危险的发展失衡问题的人来说，“可持续”是个关键因素。
　　尽管投资额飙升，2010年最终消费额却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8.3%，低于2002年的59.6%。
　　不过，规模经济意味着工厂对于GDP的贡献要超过家庭；而且根据定义，沿海省份投资支出下降，自然会推高消费在当地GDP中所占的份额。
　　此外，引导投资转向内陆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可令中国继续沿袭在沿海地区已面临极限的发展模式10至20年。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Yukon Huang)认为，这种表面看来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正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优势所在。他指出，前一个通过这种失衡方式发展壮大起来的主要经济体，就是全球头号强国--美国。
　　这表明投资者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如何管控投资与另一个20年的发展支出所产生的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到2030年预计将从2011年的51%增至66%。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情况差异明显，令业者得以转移到该国的其他地方，利用当地的相对优势和廉价劳动力。”里昂证券经济研究主管Eric Fishwick表示。
　　“但中国巨大的规模也意味着，由于发达国家的决策层固守对于中国经济重新平衡的错误认识，由此引发的摩擦仍将继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