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穿行在中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窗外密集的餐馆和酒吧快速向后退，各种肤色各式穿着的人匆匆钻进出租车，维多利亚港色彩斑斓的天际线闪烁着财富的光芒。

　　这是被广泛认知的香港，一个拥有7651座摩天大楼、3600多家外资企业和超过9000个无线上网点的国际大都会。

　　而我真正认识这座城市，却是因为大巴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小黄——我在香港遇见的第一个公务员。

　　5月底，26位来自内地不同媒体的记者组成一个赴港采访团，我在其中。

　　一

　　见到特首曾荫权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只有30多天。

　　他待人很亲切，自嘲自己的普通话“怎么说也说不好”，还指着记者的相机说，“我也喜欢摄影，只是技术不好。”

　　合影时，一个同行跟香港“一把手”开起玩笑，“能传上微博吗？”“可以！”他干脆地同意。

　　曾荫权在采访中提到，香港人对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是和美国比，也不是和新加坡比，而是和完美比。

　　“我们常常被拉进法庭的。”他笑着补充道。

　　走出曾荫权所在的办公楼，旁边的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很吸引眼球。

　　“有点像央视大楼啊。”一个团员笑着说。这栋建筑的造型如同大门，两侧主楼中间的地带是一个狭长的绿化带，可以直接通向海边。在建筑师的理念里，这个造型的寓意是“门常开”，象征开明政府。

　　事实上，如果你有时间并做一个简单的身份登记，就可以直接进入一层会议室旁听政府会议，结束后还可以在大楼的咖啡吧里喝杯咖啡，如果运气好，也许可以看见特首走过。外面，不时有三五成群的路人谈笑着穿过这道“门”。

　　当我们来到中区政府合署大楼，准备采访候任特首梁振英时，刚一进门，便听见有闪光灯“咔嚓咔嚓”声响起。

　　在大厅西侧的角落，几排香港记者正扛着“长枪短炮”，他们面前一米多高的案台上，摆着印有不同电视台标志的牌子。我想，曾荫权2005年双手插着裤兜吹着口哨走进政府总部的经典镜头，大概就是被这些同行抓拍到的。

　　“一有人走进大楼他们就会拍啦。”小黄很镇静地告诉大家。他是香港政府新闻处一位年轻的助理新闻主任，也是这次陪同我们采访的三位“导游”之一。

　　内地记者们显然都对这些长期蹲守的香港同行很感兴趣。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好奇地问：“这难道不会受到管制？”

　　“不会喔，只要申请就可以了，记者喜欢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小黄的普通话还带有明显的粤语腔。

　　“那你们烦他们吗？”另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开玩笑地问。

　　小黄略感纳闷地说：“不会喔，这是他们的自由嘛。”

　　就这样，我们在候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的楼下，七嘴八舌地聊起了香港媒体生态。小黄介绍说，即使知名度很小的报纸，只要提出采访要求，他们都会尽快给出书面答复并尽量安排采访。在他看来，香港记者的提问方式要“尖锐得多”，他们采访官员时往往不停地追问、不停地打断，“非要得到一个答复”。而在政府新闻处，会有一些公务员每天都要读报纸，负责收集重要信息。

　　全香港“中新闻毒”最深的公务员，其实是曾荫权。报纸往往被他视为“早餐的一部分”。他曾说：“我会边吃边看其中的6份。通常我都会看到‘心跳加速’，接着我会去教堂冷静一下。然后，再回到办公室翻阅其余报章。”

　　“批评是一定要有的。”小黄这样看待香港报纸的尖锐。

　　“那香港企业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会不会给记者车马费啊？”一个内地同行突然凑过来问。

　　看见小黄不解地皱起眉头，有人提醒道：“就是礼品、红包啊。”

　　“给记者钱喔？不可以的！”小黄恍然大悟般，连连摆手。

　　二

　　香港是个很容易让人倾倒的城市。全球大概有一半人口居住在距此飞机航程5个小时以内的地方，这里700万人口当中8%拥有外国护照。在某个国际赛马日，有超过10亿人通过20多家电视台将目光停留在沙田马场。九龙的旺角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会有130000人次在此驻足，为世界之最。

　　但这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香港，却有着另一番景象。

　　在政府新闻处会议室里，谭主任握着一个麦克风面对全团，他是新闻处的高级新闻主任。“这是我接待过最大的采访团。”他用并不熟练的普通话与我们开起玩笑。

　　他为我们发放了5页纸的行程安排，大部分日程与香港的高速发展有关。“各个部门会提供新闻通稿作参考吗？”有人问道。谭主任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香港政府机构驻地，尽管它有一个似乎并不搭调的名字——美利大厦。

　　它也的确更像是一个老旧的写字楼。楼外的白色墙面有点掉皮，一层没有大厅，进门右手边就是电梯。楼道只有一米多宽，铺着灰色地毯，每隔几十米便挂有一叠火警疏散路线图，纸很旧，背面是过去的新闻简报。

　　我探头看了看办公室：公务员们的办公空间是开放式的，除了新闻处处长外，再没有人有独立的办公室。大部分人的桌上都堆着厚厚的文件，墙上则挂着各式各样的公益广告海报。在一张很醒目的橘黄色海报上，写着如何让报税又安全又快捷的广告语；另一张则是指导市民如何申诉的，海报上有很多把锁与一把高悬的钥匙，写着“申诉若然理据足，专员为你解困局”。

　　谭主任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七八个政府部门联署办公，如今除了新闻处外，其他机构都已经搬入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未来，这座存在43年的美利大厦将改建为酒店。

　　其实放眼整个香港，大部分政府部门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大楼。更有“窘迫”者，如位于旺角的贸易署大楼曾为了开源节流，将一楼沿街的门面房租给超市和小店。作为“公私界限”，一楼到二楼是手扶电梯，二楼以上才是厢式电梯。饶有意味的是，这些门面房起初的租金要比市场价略低，结果曾引发一场社会大讨论——政府以公共财产“让利”，是不是造成对“租户”以外纳税人的不公平？

　　说实话，我的兴趣已经从那个光鲜繁华的香港，转移到了想对特区政府的运作方式一探究竟。

　　三

　　在去往采访地点的途中，我通常坐在大巴车的最后一排，正好挨着小黄。他刚刚进入新闻处工作半年多，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戴一副黑框眼镜。

　　香港大约有156000多名公务员，分布在12个决策局、61个部门和机构。走在大街上，每45个人里，就能遇到一名像小黄一样的公务员。

　　我问他，做公务员之前对特区政府是什么印象。

　　“清廉。”他的回答简明扼要。

　　他说自己小时候曾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公务员负责派发汽车牌照，做事勤快，效率很高。有位市民很快拿到牌照，便送了他一些糕点以示谢意。结果这位公务员当即把糕点退了回去。

　　“很小的糕点，不贵啦。”说到这儿，小黄腼腆一笑，“那时候我还小，就觉得那一点蛋糕吃了就可以了喔。”

　　“但后来再想一想，如果能吃糕点，就可以吃其他的东西。”他试图给我打一个比喻，连说了两次“糖衣”。

　　“糖衣炮弹！”我提醒了他一下。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重重地点了一下，“对！从小开始，慢慢你就不觉得大。”

　　事实上，作为普通香港公务员，如果获赠的礼物价值不超过50港元——这相当于在香港买8份报纸的钱，可以私人保留礼品，但仍须填写申报表，供部门存档。

　　如今打开梁振英的个人网站，能清晰地查到这位新任特首在过去几个月收受的公务礼品清单——4盆兰花、3个花篮、一瓶香槟酒、一本书、一套光碟及7套学习卡。至于处理方式，他要么到政府物流服务署估价后把钟爱的礼物买下来，要么将礼物交给政府。

　　作为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适度与保守”的原则已经渗入到这个官僚体系的一举一动中。

　　它渗入到公车的使用里。截至去年7月，香港拥有6343辆政府公车，但如果算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和立法会主席，能够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不到40人。每10个公务员里有9个人习惯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在过去3年里，大街上挂有公车专用AM牌照的丰田或日产车(这两个品牌因其售价适中、节能环保而构成香港公车的主体)减少了400辆。

　　它渗入到公务宴请的标准中。这里的公务接待标准分别是午餐人均350港元与晚宴人均450港元，菜品原则上不超过6道。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如果不想吃得太过寒酸，自带红酒必不可少，若与饭店经理相熟，还要力争少收“开瓶费”。

　　我们在香港的8天里，只吃上一次港府请客的“公家饭”。正好6道菜，味道很好，就是有点儿没吃饱。

　　它甚至渗入到一张公干出差的机票中。2008年，时任特首曾荫权赴美国旧金山出公差，彼时他恰好有私人前往美国休假的计划，结果，公家没给报销，特首自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统一订购机票，则要经过严格的比价程序：购买的机票不超过两万元，须取得最少两个报价；如果超过两万元，则须取得最少5个报价。

　　小黄告诉我，就连因公务旅程费用而获取的飞行积分也属于公共财产，“一定要交还的，不可以乱用的。”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偷个小懒，在机场人员准备赠送积分时，他会摆摆手：“不用不用！”

　　在港期间，我们的采访团有几次集体聚餐的机会，而小黄和另一位新闻主任从来不肯落座，他们通常会去吃茶餐厅或寿司店。

　　后来我得知，这涉及一条与政府声誉有关的规则：公务员应避免接受任何过分丰厚或频密的款待，以免履行职务时造成尴尬、令政府声誉受损，或引致任何可能或实际出现的利益冲突。

　　在香港公务员系统内，《公务员品行总则》往往被视为一份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标准——公务员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队伍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

　　关于此，时常被人们想起的案例包括：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避税买车”被迫辞职，前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因干预学术自由被迫辞职，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因观看脱衣舞被媒体拍下照片被迫辞职。

　　“在香港有很多的规矩要去遵守，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麻烦。”小黄坦诚地说，“烦”落在了二声。

　　他随即补充道：“因为每一分钱都是香港市民纳的税，所以要对他们有个交代。”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约束和法律都没有了，你还会遵守这些原则吗？”我突发奇想地问道。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把右手放在心口的位置，转过头说：“我觉得我还是会先问一问自己，先问一问自己这是不是对的，问一问自己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四

　　小黄参加公务员考试时的一道面试题很有意思——如果你陪局长去电台做节目，有市民打电话来骂局长，你该怎么办？

　　小黄说自己当时的回答是：要记下他的意见是什么，回办公室后就为局长找一些背景资料，“局长没可能什么都懂吧”。

　　他强调道：“最主要的，一定要去回复这个市民的批评。”

　　“其实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喔。”小黄又补充了一句。

　　我很想找到这个答案。

　　次日早上，我来到立法会参观。立法会在香港被视为民意的代表，拥有制定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对政府工作进行质询，甚至弹劾行政长官的职权。而每周三召开的立法会会议都将在全港直播。

　　在这里，一切都是“动真格”的。去年年初，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就曾以“14票支持，40票反对”，否决了特区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拨款申请。

　　这样的制度安排也决定了香港审计制度的良好运行。每年4月和11月，拥有独立地位的香港审计署都要向立法会递交报告，对各个部门的大小问题作出绩效审计。而被点名部门的官员，则要到立法会的政府账目委员会接受聆讯。

　　最重要的制衡逻辑是——如果被聆讯官员所在的部门知错不改，意味着第二年的预算很有可能被否决。

　　2009年立法会政府账务委员会聆讯邓尔邦的答问会现场，常被港人提起。尽管他是律师出身，但这位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还是丢尽了颜面。他被质问28人晚宴如何花掉1.52万元，被质问赴京为何住3000元一天的套房，还被质问在室内空气质量极佳的情况下，为何用7.8万元买空气净化机。在这场面向全港现场直播的答问会上，邓尔邦几次发言均被议员们打断。

　　不止于此。2007年审计署发表了有关旅游发展局缺乏良好企业管治的报告。接下来，从当年12月到次年2月，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对旅发局官员共进行了15次共46个小时的公开聆讯以听取证供。

　　香港审计署署长邓国斌曾这样形容立法会、审计署、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10月底我的报告出来了，很多官员就要排着队去立法会解释，那下面的公务员自然会怕，你的上司在立法会被人骂完，回来还不骂你？”

　　临走前，我报名参加了立法会的导赏团，手续不复杂，亮明身份证即可。

　　导赏团里内地游客居多。最小的一位则是一个正在上小学的香港女孩，他的父亲对我说：“趁放假，带她来感受一下。”

　　立法会大楼的核心是议事大厅。特区区徽下方是立法会主席座，正面和左手边是议员席位，右手边是官员席位。二楼的位置则是环绕大厅高高在上的公众旁听席，下方主席的主持、议员的表现、官员的应答，都可一览无遗。

　　一篇介绍立法会的文章曾这样总结议事大厅的设计者有意或无意间传达的政治理念：“所有政治家都必须时刻牢记，虽然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权力，但真正掌握权力的却是‘他们头顶上’的人民。”

　　而只要出示身份证件，香港市民就可以进入立法会旁听。我们坐在旁听席上听导赏员讲解，不少人左右张望，用新鲜的目光打量着全场。

　　一个30岁上下穿绿色POLO衫的男子抬头问导赏员：“哎，要是选上议员有工资吗？”

　　获得肯定的答复后，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吵吵架也能挣钱啊！”

　　“大部分议员呢，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愿意竞选议员可能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穿着蓝色西服的导赏员解释道。

　　坐在我旁边的两个中年女子，并没有参与讨论，而是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

　　“这套东西能保证效率吗？我觉得不能。”其中一个摇摇头。

　　另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子似乎还没有想清楚：“但我觉得这样做能让政府更透明。”

　　立法会大楼内有一家纪念品商店。除了一般性的礼品，这里还可以买到3本上百页的《报告书》，内容分别与议员违规、官员违规和政府账务审计有关。销量最好的商品是个硬皮本，金色封面上印满了“尽忠职守、民主、承诺、廉洁奉公、审慎、尊严、高透明度、积极回应、公众参与、公平、公开”这些词语。

　　商店对面是模拟课堂。很多小学生在这里都喜欢翻看一本漫画书，封面上画着一个穿橘黄短裤白上衣的小男孩，他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喊出了“我要做议员！”的口号。事实上，孩子们常常在这里扮演议员，并且会就“3至8岁小孩乱抛垃圾应该被罚”或者“3至8岁小孩破坏公物无罪”这样的议题争得面红耳赤。

　　离开大楼时，门口有一群年轻人正在举着横幅请愿。一个香港学生告诉我，他曾看到过，为方便请愿者及时看到楼内公共政策讨论现场的直播，立法会的工作人员专门搬出了两台电视机。

　　我一下子想起了金庸在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说过的话。他说，立法的初衷就是让香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

　　毫无疑问，这座城市不乏将防止政府犯错视为公民责任的人。

　　五

　　如果不是碰到梁太，我会少收获好几个让人心有戚戚焉的香港细节。

　　在完成预定最后一天的采访后，我们与新闻处的朋友共进午餐。

　　我们无意中聊到香港电台，新闻处一位副处长快人快语：“香港电台是政府办的公营广播机构，但它里边的新闻部却是独立的。这你能想象吗？是独立的！是批评的！”

　　大家都叫她梁太，身材瘦小，性格直率。她提到，有一次政府委派了政务官去香港电台做台长。

　　“他们新闻部用什么迎接他呢？用黑地毯。”梁太说，这是因为新闻部不想要外行管，“好可怜，那可是政府部门哦。”

　　这番介绍，让我们全都瞪大了眼睛。

　　梁太又聊起一个与香港品牌有关的故事。

　　早在2000年，香港请国际公关公司打造出一个“香港品牌”，其核心价值是：文明进步、自由开放、安定平稳、机遇处处和追求卓越。及至2010年，香港政府决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改变这一品牌。 “2001年主要对外，是要对全世界人说香港50年不变。我们今天需要检讨的是，这个地方的人民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追求又是什么？”梁太解释道。

　　特区政府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他们提供几十张照片，由民众自己挑选最能表达心情的价值。

　　很多香港人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有人选了会下金蛋的鸡，代表竞争；有人选了一架天平，代表公平；有人选了一个小渔村，代表历史；有人选了集会，代表自由；有人选了青山绿水，代表环保。

　　“你知道最多人选的是什么吗？其实有点让人心酸。”梁太告诉我，冠军是一张全家人一起吃饭的照片。

　　最终，新的香港品牌里，“优质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崭新的愿景之一。保育中环计划也开始同步推进，政府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大幅减少商场规模并扩大公众休憩用地面积。

　　“我想，公众参与本身也是这座城市的核心价值吧。”梁太补充道。

　　后来，我又专门和梁太聊了一次。再见面，她选择讲自己的故事。

　　她的表妹在深圳生活，表妹夫则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职位越做越高，已经升迁到北京。每次梁太到深圳，都是车接车送。

　　“觉得很平常，高干都有这个权力。”梁太说，“我们就不行，她来香港，我没有车子，也没有这个特权。”

　　表妹的儿子英国硕士毕业，她一个电话打到香港：“表姐，你在香港做副处长吧，很高啊，你介绍我的儿子在香港找个工作？”

　　梁太答道：“真的有点难，我还没有帮自己的儿子找工作呢。”

　　她对我感慨，原来这就是两地不同的地方。

　　“他们这么位高权重，还要找后门才能有把握找到一份工作。” 梁太说，“我没有这个权力，但也不用担心需要走后门。”

　　“我的儿子他要找工作，我没有担心。他有实力就找一份好的，或者第一份工作没有这么好，他干一两年，就可以凭他的实力再去考一份好一点的。”梁太觉得，这是她相信的价值观。

　　梁太是我在香港遇见的最后一个公务员。

　　六

　　如果把香港特区政府比喻一个人，我有时觉得，它像是一个谨慎持家却又做不了主的女人——她常常被批评、质问，但她也因此而变得更单纯与贤惠。

　　这个城市的繁荣，与这样的政府的的确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香港是简单的。在香港开店的商人会发现这里的税负很低，没有复杂的政府表格，每年大概只需要缴纳3次税款。这里的官员往往不会插手他的生意，或揩他的油，因为法律不会对这样的行为网开一面。前车之鉴包括一位接受了2000元港币月饼券即被判囚3年，并赔偿1万元的水务署助理督察，另一位退休警长似乎更加倒霉，他因为接受了免费住宿而遭来15个月的牢狱之灾。

　　香港是透明的。新的地铁线即将穿过一个街区，这里每个街角处会多出4叠塑封的地铁3D效果图，上面会详细标明地铁的工程进展。这些信息公开文件会细致到标明工程范围内有几百棵树，其中多少棵予以保留并要再种植多少棵这样的地步。只要登录香港特区政府网站，你可以轻松找到算上梁振英在内的所有政府人员的联系方式。而每当行政会议人员变更，媒体总会热衷于根据他们必须公开的利益申报，做出一份崭新的身价排行榜。

　　香港也是有人情味的。无论在富人区还是平民区，步行10分钟总能找到一个锻炼身体的公园以及一条弯弯曲曲的塑胶跑道；残疾人出门不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红灯亮起前，总会有“叮叮叮”的提示音响起，而过街天桥下，也往往设有升降式电梯。在香港第一个国家地质公园的门口，立着一个蓝色的锚型雕塑。那是1978年的时候，香港修建万宜水库，3名工人在工程中遇难，施工公司就仿照那些水坝上为挡海水而特制的锚型石形状，为他们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碑，并涂成蓝色，象征海水。

　　香港并不缺少物质上的骄傲。这里有全球第二大的上市交易所和全球第二稳健的银行，有一条通往广州的高速铁路，还将有一座连通港珠澳的大桥。但它也需要立法会的吵闹，需要廉政公署的“请喝咖啡”，需要代表法治精神的泰美斯女神雕像，需要审计署的报告。它需要一个良善的特区政府——那个做不了主但一心谨慎持家的贤惠女人。

　　如果没有这些，香港很难被称为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