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项任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有一项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共鸣。并不算“新词”的“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一大“热词”。

　　“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社会管理”，面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被寄予更高的期待。2011年以来，尤其是随着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实施，各地各具特色、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在不断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夯实着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行动凝聚共识，共识推进工作。社会管理还有哪些观念亟须更新，还有哪些思想需要解放，还有哪些问题不能回避，还有哪些难题等待破解？随着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不断显现，社会管理工作逐渐步入“深水区”。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向纵深推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也是一次综合大考。这场考试既是对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考验，也是对社会协同能力的考试，更是对亿万群众参与智慧的测试。

　　社会管理的难点在基层，只有通过整合资源、重心下移、夯实基础，才能使社会管理根基不断巩固，力量不断壮大

　　党的方针政策再完美，也要靠基层去落实；百姓的诉求再简单，也要靠基层去解决。社会管理，重点难点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但是，基层社会矛盾不断增多与基层社会管理力量薄弱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突出矛盾。“人往基层走、物往基层用、钱往基层花、劲往基层使”，今天，“重心下移”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工作的“重心”。

　　社区是群众安居的家园，是社会和谐的细胞。“有困难，找‘格格’！”在湖北宜昌，“格格”是市民对社区“网格员”的爱称。2011年3月，1110名“格格”正式进入宜昌城区121个社区，从此，“格格”成为宜昌社会服务的一张醒目名片。宜昌并不是第一个“格格”的诞生地。从理念到行动，从尝试到常态，从局部到全国，随着“网格化管理”的深入推进，“格格”们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群众办起事来方便快捷、遇到问题能就近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能及时化解，“网格化”推动着我国基层社会管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以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为架构的城市基层管理模式，走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面对社会管理工作的新形势，传统的“街居制”管理模式能否适应？一个尴尬的现实是，面对大量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工作，居委会往往“有心无力”，而街道办事处往往“有力无心”。如何破解？贵阳市动起了“大手术”。今年4月，“街道办”在贵阳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89个新型社区。新型社区打破原来街道办和居委会分级治理模式，直接面向群众开展服务管理工作。在这里，社区居民可以很方便地一次办完社保、就业、计生、流动人口居住证等手续或证明。以新型社区为基本单元，扁平化、综合性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网络在贵阳正式形成。从“衙门”到“家门”，这是老百姓对新型社区最直接的感受，而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干部角色从“领导”向“社工”、服务方式从“间接”到“直接”、基层民主从“虚化”到“强化”、基层基础从“薄弱”到“坚实”的转变。

　　社区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在广大农村地区，“社区”正逐渐为广大农民群众所熟悉和接纳。在山东诸城，“村”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社区”开始进入农民生活。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的原则，诸城市将1249个村庄规划建设成208个社区，在社区服务中心，医疗卫生、社区警务、人口计生、就业社保、社区志愿者等服务站室近距离为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服务，农村人开始享受城里人的便利。

　　任何创新都需要平台来落实。当前，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建设之所以总体还比较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特别是基层各类服务管理资源分散，形成不少服务“盲点”和管理“真空”。只有破除地方和部门的权责壁垒，进一步整合行政资源、拓展部门职能，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服务，才能使群众办事更便捷、求助有渠道、心情更舒畅。

　　在宁波，通过整合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和党员服务中心功能，建立社会管理服务平台，实行“一个平台运行、一个流程办理、一套机制整合”，着力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在江苏南通，通过积极构建市、县、镇、村四级社会服务型管理平台，促进行政资源合理配置，形成“1+1＞2”的叠加效应。在市一级，通过推进市社会管理综治办和“110”服务、矛盾纠纷调解、残疾人服务、就业保障服务等“一办十中心”建设，特别是把30多个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统一整合到“110服务中心”中，实现对群众诉求统一受理、统一交办、统一督查、统一反馈。

　　2011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人们发现，此次更名不只是名称的变化，还是职责任务的增加、领导力量的充实、成员单位的增多、工作机构的加强。社会管理，正在凝聚更多的合力。

　　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到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调整“指挥棒”到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通过抓顶层设计，社会管理努力实现标本兼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设计。无论是群众权益维护，还是流动人口服务，或是社会组织管理，解决之道都不能止步于个体诉求的解决，而要发掘一个个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注重顶层设计，探索治本之策。

　　一个小小的户口本，是我国城乡差别的一个缩影。“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显示的不光是身份的区别，更有待遇的差别。

　　“我是个低保户，以前每个月只能领到120元的低保金，现在和城里人一样，每个月都能领到365元钱。”甘肃嘉峪关农村居民刘翠英难掩激动之情。从今年1月1日起，甘肃嘉峪关市彻底取消了城乡户籍差别，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户口本上的这个小改动，带来的却是大变化。实施户籍新政后，嘉峪关市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同城化的要求，出台了八个配套政策，无论是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新农合医疗统筹补偿、医疗救助、临时救助，还是廉租房保障、经济适用房、入学入伍就业，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都享受到了同等待遇。

　　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工业化，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如何服务好两亿多流动人口特别是1.5亿多农民工，不仅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安宁和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地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解决好流动人口在就业服务、子女入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促进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

　　在深圳打工，只有高中文凭的黄泰富，是一家小酒店的面点师，通过“积分入户”，黄泰富不仅拿到了深圳户口，还把一家人的户口从广东化州农村迁到了深圳。今年4月初，包括《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办法》在内的三份文件实施，明确规定：引进人才不设人数限制，扩大个人申办范围，取消工种和农业户籍的限制。今年，前两批已有约23000名外来务工人员通过积分入户深圳。

　　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是党执政为民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如何调动基层干部抓社会管理的积极性？科学设定“指挥棒”至为重要。经济指标偏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指标偏轻，这是我国基层干部考核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指挥棒”不科学、不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干部抓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近年来，四川成都力推基层履职重点转移，要求各区(市)县要把街道重点履职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并在中心城区乡镇和街道实行干部工作目标考核不再与经济指标挂钩。谈起“转移”前后的感受，成都锦江区双桂路街道五福桥社区党委书记姚艳洪一脸兴奋：“现在好了，跑经济变成跑基层，与老百姓距离更近了、感情更深了，自身的价值在为居民办事中得到体现，感觉浑身有劲，思想境界都高了！”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模式，在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面前，已经难以为继。如何从源头入手，构建化解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坚持柔性化解原则，不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已经成为各地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思路。今天，“大调解”观念在全国已经深入人心，包括劳资、医患、环保、交通事故、土地纠纷等专业化调解组织大量涌现，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从诉讼变为调解，实现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常态化，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筑起一道缓冲带。

　　社会管理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加强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体制、机制、能力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保险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等社会管理相关领域立法的扎实推进，社会管理正在步入法治化轨道。

　　把社会管理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工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根本上改进社会管理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风险。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工作之所以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支持，甚至引发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根本原因就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好。群众既是社会管理的受益者，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者。做群众工作的实质，不单是教育引导群众，更重要的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制度上落实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这是社会管理取得实效的前提。

　　投资20万元的村文化广场建设已经竣工；340户农民的150亩土地流转工作已接近尾声——河北省肃宁县梁庄镇张庄村村民代表会议今年初决定开展的两项重点工作，现已取得明显进展。由村民代表会议对村里的大事作决策，在河北肃宁农村已经司空见惯。2010年5月以来，肃宁县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和综治维稳组织全覆盖，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领着农民搞自治、推着农民唱主角，让农民真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各领域当家作主，打造了一张覆盖整个农村和广大农民的社会管理服务网络。

　　“门难进、人难找、事难办”，这是许多群众去机关办事时的亲身经历。今天，随着为民办事全程代理制在全国各地的广泛推行，“群众动嘴、干部跑腿”成为今天干群关系的生动写照。

　　在吉林延吉，每天早上5：00—8:00，市委书记金永默有一堂“必修课”——接待上访群众。2005年以来，通过健全“早上接访制”、“工作督查制”等十大工作机制，延吉的信访量以每年20%的速度递减，不仅有效维护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更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吉林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中，延吉一直占据全省第一的位置。“把人民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诉求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各地党委政府通过带着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有效地化解了一大批“拖累社会、苦着群众的信访积案”，不但拉近了群众感情、赢得了群众信任，也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今天，在广大基层地区，干部的身影无处不在。走出机关大楼，沉到院坝居家，真情服务百姓，“干部下基层”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苏木镇、街道3/4的工作人员下沉到了嘎查村、社区。由过去发号施令的“指挥员”、上传下达的“通讯员”迅速转化为亲力亲为的“服务员”，近2000名机关干部带着职责、任务扎根在了社区、嘎查村一线。

　　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产生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单纯就社会管理抓社会管理没有出路。只有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认真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群众，才能从根本上改进社会管理。

　　“留守”是个沉重的字眼。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群体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牵动着社会的神经，给社会管理带来许多现实难题，影响了农村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不仅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最佳途径，也是破解农村社会管理难题的有效办法。在河南新郑，通过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免费技能培训、免费推荐就业，85%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选择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8315元增加至2011年的11344元。

　　社会是否和谐取决于发展是否科学。科学发展不仅是做实社会管理的前提，更是做好社会管理的保障。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必将不断得到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必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