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的天鹅洲长江故道，是“九曲回肠”的荆江江段上一处并不起眼的急弯，江水至此，向北迂回21公里再奔流向东，百转千回、浩荡入海。

　　1972年夏，汛期的大水将天鹅洲两端的河道冲开，弯道取直，自然“开挖”了两公里航道，从此，长江主干道与天鹅洲故道隔岸相望。每年丰水季节，这座江心孤岛被新旧河道围作“天鹅抱蛋”的形状，故名曰“天鹅洲”。如今，近40头幸运的长江江豚就快乐地生活在此。

　　长江江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列为濒危物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两种哺乳动物之一，另一与江豚极为相似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鱀豚已于2006年被科学家认为“功能性灭绝”。

　　截至2006年，整个长江流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比大熊猫还要少。更严重的是，长江江豚正在以每年6.4%的速度减少，若不加以保护，最快15年内就会惨遭灭绝。

　　早在1992年，湖北石首就在天鹅洲，正式成立了首个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辖管长江89公里石首江段和天鹅洲故道水域。在野生保护举步维艰的长江中下游，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对鲸类动物进行迁地保护的地区，天鹅洲已成为正在迅速衰减的长江江豚种群为数不多的避难所。

　　作为生态代价，白鱀豚灭亡的惨痛教训言犹在耳。如何避免江豚再步后尘、经济发展与物种保护之间究竟应寻求怎样的平衡，成为蓝思众享气候变化观察团（简称蓝思观察团）长江江豚站的关注焦点。

　　蓝思观察团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上海大众汽车全程战略支持。继漓江、长白山、青海湖、北大仓之后，本次长江江豚站是2012年度最后一个生态考察点。自10月15日-19日，观察团到访了武汉白鱀豚馆、鄂州龙王矶“江豚湾”、石首天鹅洲国家级江豚保护区、黑瓦屋故道、鄱阳湖湖口、八里江工业区等地，探寻长江江豚的生存现状及珍惜种群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平衡之道。

　　迁地保护背后的气候困局

　　即使在长江航道最繁忙的时段，几公里外的天鹅洲故道依旧静得只能听见江风撩拨水面的声音。对长江江豚来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天堂，全面禁止工业生产和通航使天鹅洲成为所有江豚保护区中饲养、繁殖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个案例。

　　早在1986年，学界就已提出长江豚类保护的构想：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展半自然迁地保护、开展人工饲养繁殖研究三条主线并行。

　　2001年，农业部发布《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长江豚类迁地保护行动计划》。此后，三大国家级豚类保护区湖北长江天鹅洲、洪湖新螺、安徽铜陵；四个省、市级保护区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安庆，江苏镇江先后获批建立；而天鹅洲和铜陵同时作为迁地保护区探索异地保护路径；武汉白鱀豚馆则作为人工饲养、繁殖研究基地进行人工养殖论证。至此，长江豚类保护体系基本成形。

　　事实上，这样庞大的保护体系最初是为白鱀豚而建的。2002年7月14日，被武汉白鱀豚馆的专家们精心呵护了23年的我国最后一头白鱀豚“淇淇”走了。保护的政策、场地、专家都在，保护对象却没了。

　　“白鱀豚的研究和保护开展的太晚了，除了专门研究的学者，没人觉得它重要。”谈到“淇淇”，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丁教授依然痛心疾首，“江豚保护绝不能再走老路。所幸的是，迁地保护和人工饲养繁殖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

　　王丁口中的成功案例就是天鹅洲保护区，实际上这里的确是迁地保护的极佳选择。

　　早在1990年，天鹅洲故道就从长江中引进了5头江豚。每年涨水时节，连接故道与长江的小河口闸可以开闸放水，与长江相通；而枯水季节，滩涂裸露，天鹅洲故道又变成相对独立的半封闭式天然水域。和长江相似的水文环境及捕食条件，加之禁航、禁渔、远离工业污染的生存环境，到今年观察团到访之时，故道中江豚的数量已自然繁殖到近40头，每年还会有2-4头小江豚出生。

　　“长江主干道、洞庭湖、鄱阳湖中江豚数量逐步减少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胡良慧告诉观察团，“天鹅洲是世界上鲸豚类动物迁地保护唯一成功的案例。”

　　江豚种群总算保存下来了，但这中间却充满了致命的隐患。

　　2008年2月2日，南方地区骤然降温，一夜之间，天鹅洲故道全部结冰，冰层厚度达1-2公分。接到电话，王丁教授的心又凉了一大半。“江豚每隔40秒就要出水呼吸一次，故道冰封，全部江豚随时可能窒息而死。”

　　保护区20多艘渔船全部出动24小时破冰，连续作业半个多月，基本清理了所有结冰江面。然而，2009年刚开春，漂浮在天鹅洲上的江豚尸体陆续被发现，一共6头，都是伤口感染致死，其余20余头也都有伤痕。

　　“江豚为了呼吸想用背部顶开冰层，因此每只都有受伤。比较严重的无法自愈，到了春天，随着温度上升，伤口都感染了。”参与救护的天鹅洲保护区工作人员丁泽良告诉观察团。

　　然而，极端气候对迁地保护的考验还远不止此。

　　据观察团了解，天鹅洲沿岸20万群众的生活用水常年依靠故道中的江水供给。2011年5月，长江大旱，故道水位下降4米，创历史最低值。沿岸居民为保证生活和灌溉用水一度与保护区发生冲突。最后，经保护区与闸口协调，开闸放长江水才缓解了江豚缺水危机。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对迁地保护的打击有时是致命的。”王丁说，“面积狭小的保护区承载能力有限，一旦发生疾病和气象灾害整个种群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喜忧参半的“博物馆式”保护

　　2006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织了首次针对长江豚类动物的全长江大考察。考察结果显示：长江共有江豚1800头，其中长江主航道1200余头、鄱阳湖450余头、洞庭湖150余头。由于减少速度过快，如岳阳到石首的150公里长江干流江段甚至出现了长江江豚分布的空白区。

　　长江自古以来就有“黄金水道”之称，沿岸经济繁荣、人口稠密、渔业资源丰富，而江豚生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是工业、农业、航运的密集区。近些年来由于偷渔滥捕、工业污染、食物短缺、挖沙采石、层层水利设施建设和水位的持续走低，长江主航道、洞庭湖、鄱阳湖中的江豚数量下降很快。研究人员从收集到的死亡江豚样本发现，绝大部分江豚的死因都是因人类活动致死，致死方式包括捕鱼方式如滚钩、迷魂阵和船只螺旋桨、水污染。

　　“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长江的所有问题，要求长江禁渔、禁航、停止工业和城市建设并不现实。”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项目主任雷刚说，“因此故道群迁地抢救保护是最可行的方式。”

　　天鹅洲保护区主任胡良慧告诉观察团，纯野生的自然繁衍方式已不能确保江豚的种群数量，但在天鹅洲这样的半自然迁地保护区和武汉白鱀豚馆的人工饲养基地，至少已经成功保证了江豚族群的生存和繁殖。以人工圈养置换野生族群的“博物馆式”保护或许还能为长江江豚的物种延续留下一线希望。

　　不过，天鹅洲成功的保护案例背后，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依然摆在眼前。水位逐年下降、水质日渐恶化、渔民生存与江豚保护的突出矛盾，勾画出了国家级保护区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困境。

　　早在保护区建立之初，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关规定，天鹅洲故道水位在34.5米以下的地区属核心区，34.5米-35.5米为缓冲区，35.5米-36.5米为试验区。1998年长江洪灾之后，为保证沿岸8000户居民的安全，当地政府在联通长江与天鹅洲的水道两端修建了大坝，仅留小河口镇天鹅洲闸一处可与长江相通。从此，故道水位在汛期随长江涨落的局面不复存在，如今，核心保护区的水位只能达到31米以下，水域面积也由1998年的5万亩下降到现在的3万亩。

　　“去年一年只有一周时间开闸放水，故道的库容量还在继续减小。”胡良慧说。

　　没有活水汇入，天鹅洲变成了静止的湖泊，水质问题随之而来。中科院水生动物研究生副研究员王克雄告诉观察团，现在天鹅洲故道的水质已劣于三类水。

　　事实上，保护区周边并无工矿企

　　业，但保护区未建之时，为方便沿岸居民生产生活，天鹅洲故道核心水域已建有排污口。加之沿岸滩涂上的居民和弃渔转产的渔民常年依靠种植水稻、棉花为生，每年春天，梅雨季和棉花打药的季节相伴而来，于是大量农药便随雨水排入故道中。

　　“没有办法，我们得考虑生计，其实打鱼的收入更高些。”61岁的兰佑林在天鹅洲打了32年的鱼，去年，他和其他500多位渔民一样放弃了个人捕鱼，开始接受保护区的统一管理和农耕生活。“现在保护区为我们500多人争取了400亩地，我们家有1亩2分田，可以种些菜，但主要收入还是靠给渔业公司打鱼，这样一年能赚8000元。”

　　老兰说的天鹅洲渔业有限公司，是天鹅洲保护区与当地“天鹅洲经济开发区”联合创立的，利用天鹅洲故道水域养殖大花鲢、黄骨鱼、柴鱼等鱼种，用于保护区经营及安置渔民。自2008年起，保护区收归湖北省水产局直接管理，而开发区管理权依然归当地政府。

　　“现在只有30户渔民在统一组织下进行捕捞，每年只有四个月开渔期。由于江豚只吃小鱼，所以捕到2斤以下的鱼必须放掉。”天鹅洲保护区副主任胡红霞告诉观察团。

　　拿什么拯救险恶“江湖”？

　　五水汇鄱阳。行船于九江湖口江段，从湖口最窄处倾泻而出的鄱阳水与奔涌而来长江水在此汇合，形成了巨大漩涡，江、湖之界清晰可见，这里也是长江江豚常出没的地方。同狭小的天鹅洲故道相比，原生态的“江湖”对于野生的江豚种群来说，意味着更宽广的水域以及更凶险的生存环境。

　　10月13日，民间江豚保护人士海翁伯在博客中发表了2012年第17号江豚死亡记录，这是国内记录长江江豚数据最全的博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记录的死亡江豚数量已达39头，比过去4年每年的死亡数量增长近一倍（2008年20头、2009年21头、2010年27头、2011年21头）。其中，洞庭湖死亡14头，安徽江段11头，鄱阳湖6头，江苏、湖北、上海江段共8头。

　　“洞庭湖江豚种群肯定是最先灭绝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克雄说，“面积较大的鄱阳湖情况稍好，但也不容乐观。野生保护虽然难做，但还是要做。”

　　今年3月，在鄱阳湖口临江的九江钢厂码头，一头重约20公斤的江豚被船舶螺旋桨击中头部而死。事实上，包括九江钢厂在内的金沙湾工业园紧临湖口县八里江江段，是名副其实的江湖交汇处。工业园主要发展钢铁、化工、造船业，沿江低矮小山多用于开山挖沙。2006年该工业园被江西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2007年列为江西“十百千亿工程”重点园区，开发之意明显。

　　工业区之外，熙熙攘攘的运沙船每天都会在鄱阳湖和长江之间穿梭。

　　“鄱阳湖湖底有大量的优质砂石，因此也是运沙船最繁忙的地区。”江西省鄱阳湖湖口渔政局局长周军琪指着繁忙的长江航道无奈地说，“川流不息的航运、挖沙对湖底的破坏都会对江豚带来致命伤害。”

　　与金沙湾工业区一江之隔的，是八里江加油站。来往货轮在这里稍许休息，加满油料后继续奔波前行。

　　“建加油站的时候，企业负责人找到我让我批，我说这里江豚很多我不能批。”周军琪说，“但是最后，省里还是批了。”

　　大型工业园区、大量的挖沙队和运沙船、繁忙的航运枢纽、偷渔滥捕禁而不止，曾经发现全长江江豚最大种群的鄱阳湖湖口如今已鲜见江豚，渔民们可观察到的江豚数量直降到10头左右。

　　为了解决水量问题，江西省正计划在鄱阳湖建立控水工程，保证鄱阳湖最低水位达到16米。“这项计划已经通过了水利部的批准，正在报国务院审核。”周军琪告诉观察团。

　　事实上，从长江江豚的野生种群保护来看，包括洞庭湖、鄱阳湖在内的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尚处起步阶段。除三大国家级保护区外，其余四个省、市级保护区还仅停留在文件上；江豚活动区域涉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渔政部门，保护政策和监管工作如何统一配套尚无管理办法；此外，野生保护区在解决社区矛盾、融资问题等诸多方面经验有限，对长江江豚的科学认知不足。

　　“国外对保护对象的基础科学研究十分扎实，而中国通常是先把保护区建起来，仍停留在怎样发出工资、减少一些矛盾的初级阶段。”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项目主任雷刚说。

　　值得欣慰的是，江豚保护正在升级。据观察团了解，农业部已批准将长江江豚升级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目前正在国务院审批阶段。

　　“审批需要征求林业、海洋、环保等其他相关部门的意见，因此时间很长。升级后，保护政策、执法力度、经费配备将会有更大的改善。”王克雄说，“应该区分陆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定更加灵活的工作机制。”

　　在洞庭湖，今年10月开始，湖南省已将江豚等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并建立由湖南省发改委、财政厅、畜牧水产局及岳阳市政府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加以保护。对因水域环境污染、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等人为因素造成江豚等珍稀水生野生动物死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在鄱阳湖，江西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已于2008年2月同意将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并扩大了保护范围。目前，升级事项还在审批之中。

　　而天鹅洲保护区在半自然状态下网箱养殖江豚的成功，也为未来自然水域条件下网箱养殖提供了可能性。

　　“在长江航道和两个湖区拿出水面用于迁地保护比较难，网箱养殖既可以使当地经济不受损失，也可保护江豚种群。”王克雄说。

　　不过，无论是迁地保护、人工饲养还是网箱养殖都各有弊端，只能暂时性地维系物种不至灭绝。长远来看，纯自然状态下的野生种群依然岌岌可危，未来15年如果不抓住保护的关键时期，长江江豚将重演白鱀豚灭亡之殇。

　　“今年11月10日，中科院水生所将组织为期40天的第二次全长江考察，重点了解江豚种群的数量和分布。”王克雄告诉观察团。

　　而周军琪对这次考察结果并不看好。“我认为今年的考察，鄱阳湖中江豚数量不会超过300头，而洞庭湖不会超过40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