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吴瑞分析：中国科研产出率为何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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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吴瑞分析：中国科研产出率为何低？
记者 陈建辉
对话人物
吴瑞是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他是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开创人之一，因在DNA测序技术方面的特殊贡献，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提名。改革开放初期，他促成了中美生物学交流计划项目，也就是科技界常说的“吴瑞项目”的实施。这一项目自1981年连续8年共帮助了425名中国青年学生在美国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如今这些人中的1/3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关心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先后来中国近50次，进行学术交流，或参与科技决策的咨询。今天请您来到本报“与院士对话”专栏，想请您作为一名海外的知名学者，客观评价一下中国科学研究现状。
吴瑞：我最熟悉的研究领域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所以下面的谈话将用中国生物科学领域作例子，但我认为，这 观察也应适用于其他研究领域。总的来说，2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中国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产出率很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存在的问题仍然严重，主要有以下一原因：具有高产出率的科学家数量很少；对基础科研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分配经费的体系不尽合理等。
产出率高的科学家极少
记者：我注意到您用了“很低”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科学研究产出率，对此有没有一个定量的描述?
吴瑞：一般来说，在具有高影响力的围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科学家的研究产出率。过去10年内，如果一个科学家在影响因子为2或以上的杂志上发表至少8篇科学论文，同时至少有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为5或以上的杂志上，那么他就是一个产山率高的科学家。
记者：一提到科研产出率，您就很自然地与科学家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
吴瑞：一个国家的科研产出率是由它的高产出率的科学家的数量决定的。据我估计，2000年中美两国生物学家的数量、政府资助的生物学实验室数量以及发表的论文总数大致相近，但是，中国学者发表的有高影响力的研究论文却不到美国学者的4％。中国在2000年也许只有500位生物学家能够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而在美国，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超过4万人，仅华裔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就超过3000人。
记者：对解决中国高产出率科学家短缺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吴瑞：我认为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中国自己培养一大批有创新精神、高产出率的科学家。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改进中国的高等院校的教学体制。现在，只有少数学校，部分地采用了类似英美鼓励学生的批判性、创新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性思考、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
另一种办法是吸引大批在国外工作的高产出率的科学家，尤其是华人科学家到中国效力。实际上，很多在国外工作的华人科学家愿意回国开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经费支持、较差的科研环境和科研管理．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中国科研的投资及管理体制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基本改革。
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记者：您认为，在这一改革中首当其冲的是什么?
吴瑞：最重要的是要大幅度地增加科研经费，并且．还要对研究项目的评审及经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
记者：这一建议有许多人提出过，对此，比较多的一种解释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持科研。您说呢?
吴瑞：我不敢苟同。中国不能用：“我们足发展中国家”作托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因为中国现在已是一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我们在这里谈的并不是说政府需拿出一个绝对的资金数量，而是一个占GDP的百分数。以生命科学为例，在2000年，中国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年度预算大约为2.5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0．02％。与此相比，美国政府每年投入的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为300亿美元，占到GDP的O.3％。此外，存美国还有另外300亿美元的经费来自工业界和各种基金会，而在中国几乎没有这类经费来源。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低投入，反映出国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此，我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实质性行动，逐年提高基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同时，将一般项目的经费支持强度由原来3年支持20万元的水平再提高一倍。具体到生命科学研究，希望到2020年至少能达到GDP的O.15％。如果能实现，我相信，届时高产出率的生物科学家的数量会增加到5000人以上，比现在高10倍。
项目评审必须公平透明
记者：除了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您认为还有什么原因制约了科研人员出成果?
吴瑞：中国要提高科研的产出率还要对研究计划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改进，采用国际通行的同行评审制度。虽然近儿年，中国也在有项目的评审中采取同行评审制度，但评审过程还是受到外部因素及人性弱点的干扰。有几个可信赖的科学家告诉斥我，在中国一些大项目常常未经严格的同行评审，经费的去向往往受到高级官员的影响，存在“小经费，大评审；中等的，小评审；大经费，不评审”现象。另一种情况是，一评审人员选择帮助自己或朋友得到研究充经费，而不是根据项目申请的价值来决定取舍。此外，由于符合资格的评审人员很少，经常是很难找到足够的熟悉特定研究领域的评审人员来做可靠的评审。因此，我建议，从国外邀请一批有资格的评审者进入项日评审委员会，并使其数量占到评审委员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样不仅能减少同行间的利益冲突，也能缓解国内合格评审人员缺乏的矛盾，使评审过程变得公平化和透明化，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科学家缺乏合作精神
记者：有了较多的研究经费以及公平透明的项目评审制度之后，中国的科
研产出率是不是就会大幅度提高?
吴瑞：这还不够。另一个影响科学研究产出率的原因是中国科学家倾向于独立地开展研究，不愿和别人合作。科学研究巳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挑选一个全才的课题负责人已变得困难，因此，国外科学家经常合作。DNA双螺旋结构是20世纪最着名的科学发现之一，它就是几个科学家团队合作的结晶。在此，我向中国阜政府建议，设立一种类似于美国鼓励团队研究计划的新型研究基金，即：大项目团队计划。该项目的建议书必须由至少3个中国的高产出率科学家联合提交；研究方向必须锁定在科学前沿的重要课题；需从国外引进杰出的科学家来加强项目的研究力量；研究经费的预算为10年，经费数量应充足到能至少吸引10个以上的杰出科学家来共同工作。
此外，中国科学界还要克服宙本位的思想，鼓励杰出的科学家留在科讲岗位上，潜心搞研究，而不是让他们去做行政工作。我还建议，研究人员的奖励一定要根据他在研究项目上的表现，而不能以资深程度或在行政上的成绩来定。
我相信．如果所有这都变成了现实，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高产出率科学家，同时还能吸引到很多在国外的有杰出才干的科学家到中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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