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在与人谈论三江平原的开发时,黑龙江省的一位官员对他说,眼下的三江平原都种上了水稻,产量高,经济效益好。但很多环境学者认为破坏了湿地,破坏了环境。
这位官员反问说,几千年前,长江三角洲不也是湿地吗?但经过人类的开发,如今长江三角洲土地肥沃,经济发达,人杰地灵,人与自然不是很和谐吗?
“这给我们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12月1日,在“2012全国环保局长论坛”上,王玉庆说,人们普遍认为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但什么是“人与自然和谐”,怎样才叫“和谐”?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也不够深入。
王玉庆说,实践要求不仅从哲学意义上论述“和谐”,更需要从科学体系和技术层面上说明什么是“人与自然和谐”。和谐不代表没有矛盾,如何通过解决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的矛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们实实在在需要解决的课题。
这些年,有关水电的争论在社会上一直持续不断。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王玉庆说,其实,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改善生活条件的一切努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知道这种努力会恶化生存环境,影响可持续发展,但考虑到眼前的利益或局部人群和地区的利益而依然为之;另一种是人们并不了解这些努力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到底是祸还是福、是利还是弊,或者兼而有之。
“所以,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有序发展问题。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对改造自然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他说。
在论坛上,王玉庆还谈到了另一种困惑。“十八大”前,说到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时,更多的是说“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优先”。
这到底怎么理解呢?这不是以后在批项目、上项目时,首先要考虑生态环境,把环境放在第一位?可这样做在现实中行得通吗?在现实中,环保为经济“让路”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按照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风景优美、得天独厚的海南省的环保任务似乎并不重,但在海南省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副厅长廖正伟看来,压力并不轻。
“一是海南要建国际旅游岛,岛屿的生态承载能力到底行不行?二是海洋环境保护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廖正伟说,三沙市建市后,上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垃圾回收和污水处理。
“海南肯定是要发展的。如果只是强调保护,翻两番的目标就没法实现。”廖正伟说。对于海南岛要不要建石油加工基地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但是,我们去新加坡考察,人家面积不大,但有二三个石油基地,也搞得很好”。
上海市环保局党委副书记姜南也有自己的困惑。“一位老人曾说,原来满喜欢上海的,觉得上海生活方便、管理比较细腻。但现在有点不喜欢上海了,因为人多、拥挤、交通不便,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姜南说,原来很多年轻人喜欢上海,觉得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但后来他们逃离了上海,可是,回到小城市后,他们也有压力,“谈恋爱竞争不过富二代,求发展竞争不过官二代”,便又回到了上海。
姜南说,上海尽管是一个特大城市,但实际上城市范围并不大。无论是城市空气质量,还是饮水质量,都有赖区域间的协同,“既要人努力,又要天帮忙”。区域间的联防联控如何做好?还是一个大课题。
福建省环保厅副厅长葛秋穇说,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00年担任福建省代省长时,就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目标,十几年来,福建省持之以恒地推进生态省建设。目前,福建水、大气、生态环境三大指标保持全优。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福建省提出的是到2016年建成小康社会,提前了4年。”葛秋穇说,眼下,福建上下求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而保护的要求也非常高。环境保护就处在发展与保护的焦点上,压力非常大。
“广西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沿海省份中排在最后一位,是沿海最穷的一个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副厅长黎敏说,“我们省厅已经提醒大家了,可能以后环保的要求更高,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会更尖锐。”
“十八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是“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让环保官员们感到比较困惑的是,目前,环保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推动,经济、市场手段与环保的衔接远远不够,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太少。绿色GDP核算前些年由于统计部门的退出,不了了事;绿色信贷在一些地方举步维艰。
生态补偿在一个省域内还好办,但出了省界就没法办了,这是一直困扰环保部门的事。大气,上风向影响下风向;水,上游污染下游,总是扯不清。河流水污染的纠纷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而许多环境问题都需要在一个大的空间格局中去考虑。
“面对环保的巨大困难和压力,只有创新。”河南省环保厅副厅长师伟认为,建设生态文明,用人观念和干部体制需要转变。以前是只要GDP上去,干部就能提拔。今后就应该规定,环境搞不好,干部绝对不能提拔。
“以后测算GDP也要有新标准,要看里面是不是包括了生态文明的内容。”湖北省环保厅巡视员游爱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