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赞湘江“秀木茂盛，江澄如练”，毛主席留下“漫江碧透，鱼翔浅底”的诗词。然而，这样美好的场景现在只能到诗句中去寻找。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而这也正是5年前湖南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设立的大背景。5年过去了，湖南在进行“两型社会”探索中，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却仍面临治理巨额资金重压地方，污染治理与地方经济发展矛盾等重重困局。改革已到深水区，下一步如何改，不仅对于全国“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近日指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当好改革实验的“侦察兵”“先遣队”，为改革攻坚提供新鲜经验和实践标杆。我们希望，通过对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解剖，为中国改革方向提供有关借鉴。

　　11月27日上午，湖南株洲市清水塘霞湾港排污口，冒着浓烈化学药品臭味的污水冲入湘江。岸边的霞湾港工业园区，冒着白烟的烟囱林立，天空堆着灰蒙蒙的白云，阳光显得有些模糊。

　　被称为“东方莱茵河”的湘江还在饱受重金属污染之痛。

　　以湘江(株洲)霞湾港段为例，排污口下游底泥的镉、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1800倍、52倍。而湘江流域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更是面积巨大。官方数据显示，湖南全省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达28000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13%。

　　在全面启动第二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之后，湖南的两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触碰到更多的“地雷”。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湖南试图以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作为突破口，但治理的难度及数以千亿计的巨大资金压力令长沙、株洲及湘潭各地举步维艰。

　　13%土地遭重金属污染

　　11月27日上午，《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株洲市清水塘霞湾港排污口不远处的老霞湾港河床看到，多辆挖掘机正在作业，一车车受重金属污染的底泥被运到岸边的治理场地。北京高能时代、广西博世科等环境治理企业已进驻到工业园区。治污场地外墙的项目牌显示，需要治理的清水塘霞湾港底泥量为50080立方米，治理时间为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

　　治理场地隔壁的“株洲华瑞”的设备已被拆解，在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下，这家原本为株洲市冶炼集团(株冶集团，600961.SH)处理废渣的企业重新搬回到株冶集团内部。而其他处理废渣的企业则被关停，还包括多家中小化工企业。

　　“宏基锌业”是其中一家被关停的企业，这家企业的产品为氧化锌、硫酸锌等。工厂内部，各种设备被酸性物质腐蚀得锈迹斑斑，印有骷髅图案的警示牌及药桶随处可见，但未见到处理废渣及污水的设施。

　　在关停之前，这些企业含有重金属及酸性物质的污水直接排到霞湾港，流入湘江。当地一企业主说，在清水塘污水处理厂建好之前，包括一些大企业在内，也照样向湘江源源不断地排放污水。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由于长期受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化工厂的污染影响，在新霞湾排污口下游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高浓度镉和高浓度铅污染带。其底泥含镉量最高值达359.8克/千克，是《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级标准限定值的1800倍，底泥含铅量最高值达1827.6克/千克，超标52倍。

　　更让人惊心的是，霞湾港只是湘江流域诸多重点排污口的一个，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等区域是重点排污点，这些地方化工、冶炼、采矿企业密布，湘江遭灾“矿毒”污染有上百年历史。

　　1981年~2000年湘江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总体水质自上世纪90年代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株洲、湘潭和长沙河段污染最为严重。

　　“十五”规划实施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位居全国首位；砷(砒霜)名列甘肃之后居第二位；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COD)的排放量居全国前列。在湘江枯水期的5个月，“长株潭”河段镉浓度严重超标。

　　统计数据显示，湖南全省受到“矿毒”及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达28000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13%。湖南14个市、州中，有8个处在湘江流域，超过400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受到污染。

　　湘江因此成为全国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湘江之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拯救母亲河”的呼声也喊了多年。

　　湖南大学水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罗胜联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湘江霞湾港底泥浅处有2米，深处超过4米。另外，就算将这5万立方米挖出来，如果找不到地方填埋，今后还将造成二次污染。

　　实际上，包括株洲霞湾港底泥治理、湘潭竹埠港企业搬迁等项目在内，湖南已逐步实施《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下称《方案》)，这一《方案》在2011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复。

　　这一《方案》提出了民生应急保障、工业污染源控制、历史遗留污染治理三大重点任务，具体的指标是“经过治理，铅、汞、镉、铬、砷等重金属排放总量要在2008年的基础上削减70%左右。”

　　不过，无论是工业污染源控制还是历史遗留污染治理，湖南各地推进的速度都极为缓慢。

　　霞湾港底泥治理场地的项目牌显示，此项目于2011年11月启动，原计划于2012年4月份结束，预算的费用达2亿元。但到现在，治理场地的底泥堆积如山，设备还在喷漆。

　　数千亿治理费用重压地方

　　按照前述《方案》要求，要想治理湘江重金属污染，先要污制污染源，再对历史遗留的污染进行整治。

　　因此，当地政府在动员重点污染区内企业进行搬迁，或是直接关停。而这一项工作同样遇到较大阻力。比如湘潭岳塘区竹埠港是老化工基地，当地政府计划将这一区域内的26家企业全部搬离，但现实的状况是“基本搬不动”。

　　“我有100多亩土地，还有这么多厂房和设备，政府怎么补？”湘潭市正潭有色金属公司负责人傅正潭说，这些都合法的私有财产，政府不能说拆就拆，说搬就搬得走。

　　当地另一家化工企业主说，搬迁一家企业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每一步都需要大量资金。首先是搬到哪儿去的问题，搬到哪里都会产生新的污染，防污需要额外的投入；再就是怎么搬的问题，搬一部分还是全部搬，企业搬迁补偿及误工、误时怎么算，政府给多少钱；最后企业再建设及生态修复、改造费用，怎么投？

　　这位企业负责人说，竹埠港搬迁也要花费几百亿元。“就我一家企业，怎么算都需要七八亿元，”还有费用更高的企业，比如“湘潭电化”。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很难按照湘潭市设置“到2013年底以前”的时间表搬完。

　　而湘潭电化集团(控股湘潭电化，002125.SZ)办公室负责人谢军恒向记者证实，公司搬迁的费用高达18亿元，这并不包括新厂投建、现有场地改造成物流园的费用。

　　汇集到株洲市“两型办”的数据显示，在清水塘区域，聚集了180多家类似的冶炼、化工企业。株洲需要关停、搬迁的企业多达175家，需要补偿资金25亿元。

　　此外，株洲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工程的总费用高达432亿元，而该市2011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刚破百亿元，难以承受“污染治理”费用之重。

　　当地一家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自去年底拆解设备后，政府答应补偿的100万元还不见踪影。

　　事实上，治理费用问题已在前述《方案》中作了安排：规划项目为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规划期限为2011年～2015年，展望至2020年，力求通过5～10年时间，基本解决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重大问题，“成为全国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典范”。

　　不过，到今年6月底湖南下发上述《方案》的《工作方案》(2012~2015)时，设定的铅、镉等重金属排放目标任务下调为“在2008年的基础上削减50%”，规划项目降为856个，总投资降至505亿元。

　　根据上述《工作方案》，湖南在资金投入方面进行了分解。政府投入为主的项目共225个、298亿元，企业投入为主的项目共631个、207亿元。

　　资金筹借的途径是，“争取国家支持131亿元，省级投入97亿元，各市县政府投入105亿元，企业自筹165亿元。”除政府解决部分资金外，企业成为治污项目投入的主体。

　　为缓解污染治理及产业升级的资金压力，株洲、湘潭等地相继成立“两型社会产业投资管理公司”，负责资金筹措等工作。比如，湘潭市两型社会产业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总额为100亿元。

　　即便是分解任务或是“融资”，湖南各地亦很难按“目标任务”实施。比如，株洲自去年底启动了霞湾港底泥治理及工厂搬迁、关停等工作，但这些工作进展速度极为缓慢。补偿方案没有落实的情况下，湘潭竹埠港的企业也在观望之中。

　　株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部门官员说，现在实施的重金属污染的治理还只是“污染控制”这一层面，真正的后期治理需要更大的投入，没有3000亿元、5000亿元很难做好。

　　“两型社会”建设遭遇GDP困局

　　为解治污资金之困，湖南省已要求各级政府多渠道投入资金，包括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依据现有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债券及出让土地等方式。

　　有知情者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污染治理的资金压力还是可以想办法逐步落实，还可以面对，难以面对的是GDP增长的压力。

　　以湘潭岳塘区为例，2011年，竹埠港工业区年产值为44.35亿元，完成税收1.64亿元，安排就业5000多人。而2011年岳塘区地方财政收入为3.5亿元，竹埠港工业区贡献了近一半。“搬走了竹埠港，就是砍下了岳塘区半截身子，”湘潭市岳塘区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长株潭等地政府除了需要忍受“砍下半截身子”的失血之痛外，还需要不断地抽血到后期的“生态保护”工作之中，并要面对“绿色GDP”的考验。

　　据了解，湖南还在加强推进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GDP评价体系等政策落地，试图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第二阶段要实施的十大重工程中的组成部分。

　　据了解，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一道，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湖南省长株潭两型办主任徐湘平称，第一阶段共制定出台了70多个政策性文件和法规，覆盖财政扶持、产业引导、生态环保等方面，为试验区改革建设提供了保障。

　　湖南省长株潭两型办有关负责人称，湖南的“两型”建设已到了纵深阶段，现在需要更强力的措施推进。

　　“绿色GDP”只是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湖南省统计局透露的最新消息显示，“湖南省已完成了《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和以往的GDP评价体系不同，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新增了资源消耗和环境生态两个方面。

　　“‘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将于明年在长株潭地区推行。”湖南省统计局副局长李绍文称。经济发展、资源消耗、环境和生态分别在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占有权重是40%、30%和30%，更多地考虑了经济环境资源的协调情况。

　　湖南省“两型办”副主任、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晓红说，“长株潭”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城市群打开了一扇“两型发展”之门。比如，目前已关停污染企业1017家，重金属削减率达50%以上，二氧化硫减排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任务，带动湖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24%。

　　不过，在湘潭市一位主要官员看来，目前国内环境产权制度还不够明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太完善，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刚起步，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湖南“两型社会”建设还有更重要更艰难的工作要做：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市场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

　　记者观察

　　寻找“美丽中国”的改革突破口

　　在湘江，“喝上干净水，呼吸新鲜空气”这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如今竟成为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要努力为人民群众争取的“福利”。

　　湖南据此在5年来以湘江、洞庭湖的保护和治理为突破口推进“两型社会”建设，而湖南的困局也并非湖南个案，实乃各地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也即是希望中国下一步能真正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问题。事实是，5年前，中央就批复湖南、湖北“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湖南的实践也正是中央需要的“鲜活经验”。

　　在11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座谈会上，湖南省的代表向与会者介绍了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情况，其成功经验也为大家所关注。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还详细询问了阶梯电价、水价的累进率及企业负担等问题。

　　湖南省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时认为，他们在节能减排、生态保护、新型工业化及“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增长极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就。第一阶段的试点工作已在去年底完成，从今年起到2015年，试验区将纵深推进第二轮改革，并在初步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方面制定了改革目标。

　　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GDP”等政策的试行正是湖南为推动新一轮改革而实施的“重要工程”。比如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为保护环境，湘潭、株洲及长沙等地先后关停了一批污染较严重的中小化工、冶炼企业，亦进行循环经济试验及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

　　湖南省长株潭两型办副主任、中南大学教授陈晓红说，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正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湖南省副省长陈肇雄说，目前，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已经进入纵深推进的新阶段，改革的形势更加紧迫，要坚持以综合配套改革为突破口，努力实现“两型社会”建设与经济社会融合互动发展，走出一条综合试验、统筹推进的新路子。

　　例如，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生态文明的突破口，突出生态资源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及节能减排工作；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工作力度，坚决关闭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严重排污设施和落后生产工艺设备；重点抓好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

　　陈晓红认为，当前，“两型社会”改革建设进入纵深推进阶段，湖南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率先建成“两型社会”，还需要做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建立绿色GDP考核指标体系”等重点工作。

　　比如，在继续推进产业准入、退出、生态补偿、绿色出行等十项改革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重点在湘江排污口关闭、生活污水污泥处理、垃圾分类处置、排污权和碳交易机制改革、“两型”小城镇建设、绿色低碳消费改革等方面争取实现突破。

　　湖南的研究者认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试点的实践表明，“两型社会”建设正是生态文明的突破口，而生态文明又将成为全国改革向纵深推进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