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粮食市场最近几乎全部拒绝来自湖南的大米，原因是后者的大米此前被查出重金属镉含量超标。

　　据专家透露，镉在人体积蓄潜伏可长达10-30年，可以导致肾脏等器官发生病变，引发骨痛病，还有可能影响下一代的健康。

　　距广州700多公里的湖南省益阳市，正成为此次镉米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位于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的兰溪米市，聚集了170多家大米制造商。受镉米事件影响，当地大米滞销严重，米厂出现停工潮，业界指湖南部分地区大米销量急降六成，米价也开始下跌。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当地农民甚至开始减少种植水稻面积或开始放弃种植水稻。

　　湖南米市萧条

　　最近一个月以来，孙友良一直在为他的公司发愁。他既希望接到电话，又害怕接到电话。他希望能接到客户购买大米的订单电话，但他接到最多的却是退货电话。

　　孙友良是益阳大良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公司业务包括粮食收购、储备、加工与销售，以加工大米为主。大米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云南等地，广东和福建市场至少占其总销量的60%。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孙友良就从事大米加工生意。打拼多年后，他终于在2006年成立了现在这家占地24亩的粮食公司。

　　依托兰溪米市的优势地段，孙友良的公司越做越大。火爆的大米交易，让他从未想过湖南这个最大的米市也会有生意不景气的时候。

　　就在今年2月底，一条关于湖南万吨遭受镉污染的大米流入广东的消息被媒体揭露后，孙友良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

　　这个年产超过3万吨精大米的企业，往年每个月的销量能达到2000-3000吨。其中每年销往广州的大米至少有15000吨，但孙友良的大米现在已经全面退出了广东。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公司大米总销量还不到100吨，只能靠本地的大米零售商卖一点散货，勉强支撑公司不关门。

　　大米卖不出去，就意味着效益严重下滑。孙友良公司的近60名工人也跟着“遭殃”，只能工作1天休息2天，甚至是工作1天休息3-4天。孙友良要求只要能保证有大米让零星的散客购买即可。工人们现在只能拿到基本工资。

　　而在去年这个时候，工人们甚至要加班赶活，每天工作近16个小时。那时，大米根本不愁销路。

　　“损失惨重！”孙友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一个月以来，几乎只有退单。目前他只能努力做到保本经营。在他看来，若能保本，那就是在赚钱了。

　　孙友良的公司在兰溪米市中算中等偏上，去年有200多万元的利润，他预计今年会亏损近600万元。

　　如果真亏损这么多，那就意味着孙友良要用三年的时间，才能赚回今年一年的损失。

　　湖南销往广东的大米被镉污染的消息，给兰溪米市的大米制造商们的打击，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官方信息显示，兰溪米市所有的大米制造商日均能加工稻谷3000吨，以往每天有近30个车皮的大米外调。但现在，跟孙友良一样，面对大米滞销的压力，兰溪的其他大米制造商要么直接停工，要么生产几天停几天。整个兰溪米市呈现出一片萧索的景象。

　　自镉污染大米被曝光以来，湖南的大米基本进不了广东市场。这不仅重创了以向广东供米为主的兰溪米市，也让整个湖南省的米厂变得很不景气。

　　来自上市公司湖南金健米业的消息称，虽然公司目前受镉米危机影响不算太大，但销量已经下降了5%左右。金健米业年产量在16万吨左右。

　　农民或抛荒水田

　　受访的大米制造商称，去年1斤稻谷最高可卖到1.6元，今年1斤稻谷的收购价仅为1.44-1.48元，加工成大米，每斤可卖2元多钱。以前生产1吨大米可赚100元钱，现在的利润只能徘徊在50-60元之间，甚至更低。

　　跟大米制造商积货滞销一样，农民的稻谷也很难卖出去。兰溪米市的多家大米制造商证实，他们现在基本不再收购稻谷。

　　曾文亮是湖南省的种粮大户，早在1999年，他就开始在益阳市赫山区的兰溪镇和龙光桥镇租了2000余亩农田种植水稻。按照去年的稻谷售价，除掉所有开支，曾文亮种2000亩水稻赚了近60万元。

　　但今年受镉污染的影响，收购稻谷的商家越来越少，稻谷积压严重。曾文亮表示，他家里还积存着20几吨稻谷等待出售。

　　这位农民坦言，自己虽然种了多年的水稻，但在媒体披露湖南的镉米事件之前，他从未想到水稻会被镉污染。

　　目前正是湖南的早稻播种育秧时间，但兰溪米市的稻米行情让曾文亮不得不考虑减少早稻的种植面积。他决定，今年只种1000亩。

　　按照曾文亮的设想，如果这1000亩早稻收割后稻谷能卖出去，他就把2000亩农田全部种上晚稻，否则就减种晚稻或改种别的作物。

　　届时若早稻卖不出去，曾文亮就只能亏本了。他担心亏本后无法支付农田租金，将会让他的整个生产资金链条断裂甚至直接破产。

　　改种别的作物行吗？曾文亮怀疑即便种别的作物也跟种水稻一样难以出售，因为大米镉超标的根源在农田，那就会种什么污染什么。

　　镉污染带来的后遗症问题，正在严重挫伤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与种粮大户曾文亮咬牙硬挺不同，湖南当地部分只有少量土地的普通农民，因不堪亏损，已经有了将水田抛荒的念头。

　　跟孙友良的公司有合作的农户，很多也有意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或干脆放弃种植，出去打工赚钱。

　　就在4月1日，孙友良还被当地政府就大米滞销问题邀请去参加了讨论。他期待政府能帮他们解决好镉米危机带来的影响，“否则我们和农民的损失都会加大”。

　　另外，随着近几年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费用不断上涨，种田的成本也跟着水涨船高，这些足以抵消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相关惠农政策补贴。

　　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稻谷的收购价是0.24元/斤，现在的收购价为1.3元/斤，涨价不到6倍。但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农资费用却涨了数十倍之多。

　　“尤其是近几年，种粮的比较效益一直在下降。” 李昌平说。

　　向污染企业索赔

　　中华粮网易达研究院院长孙忠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家这几年的惠民政策一直是鼓励农民多种粮，但他在走访中发现，自湖南镉米事件以来，湖南不仅有部分大米制造商停产观望，很多农民也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种水稻。

　　孙忠担忧，农民减少或放弃种植水稻的情绪一旦扩散，肯定会对湖南的粮食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如果耕田不敢种、大米不能销售，最终受害的还是农民。”

　　孙忠也是湖南省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专家委员会委员。据其透露，湖南省政府部门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要求今年的粮食总产量继续实现600亿斤以上。

　　不过，土壤被镉污染关乎子孙后代，而且并非是一两天就能治理好的。孙忠建议政府要有一套长期的治理方案，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据了解，湖南省株洲市是此前国土部门所作的中国多目标区域地球调查中发现的最严重的镉污染区，其镉污染超标5倍以上的土地面积就有160平方公里以上。

　　早在2006年，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新马村，曾发生一起镉中毒事件。是次事件造成2人死亡、150名村民慢性轻度镉中毒。随后，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弃耕。

　　直到5年后的2011年，株洲市官方才试图用400多亿元资金，在当地最严重的清水塘污染区打造治污样本。

　　来自湖南省农业厅的消息称，湖南省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总体呈现出从轻度污染向重度复合型污染发展、从局部污染向区域污染发展、从城市郊区向广大农村发展的趋势。

　　由于污染物通过根系吸收在农作物上积累，直接危及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官方已经意识到，湖南省受到镉、砷、锌、铜、铅等重金属的污染越来越重。

　　湖南省政协的一份议案显示，近年来，湖南省出口（外销）农产品因有毒有害物质超标，被拒的次数逐渐增多。

　　在李昌平看来，重金属污染土壤是生态灾难，这样的生态灾难和日本核泄漏灾难是同一性质，只是日本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而我们纯属人为造成。

　　“连新农村建设也搞垃圾填埋场和污水处理厂了，工业污水直接排入地下或浇灌农作物。”李昌平说，毒化土地和环境深入骨髓，是要GDP还是要命，这个必须要想明白。

　　李昌平警告称，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每一位消费者都要爱护土地，都要关心自己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怎么生产的。他建议遭受重金属污染地区的农民，可以起诉政府或相关企业要求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