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出发，沿着长安街西行17公里，就到了位于石景山南麓、永定河畔的首都钢铁集团旧址。

　　4月15日，记者随“2013中英高校工业遗产建筑设计合作项目”的师生们来到这里，看到盖着绿色琉璃瓦的仿古大门外人来车往，但穿过厂门，越往里走行人便越少。到了厂区西北部的旧工业区，则是一片凄凉、破败的景象。

　　厂区的铁道上长满了杂草，地上、空中的管道设施锈迹斑斑，巨大的高炉静静地站在那里，废弃的车辆下不时会窜出几条野狗，甚至在一些厂房的墙壁上，写着“严禁方便”和“防止墙皮脱落”的字样。

　　2011年1月14日上午，首钢高炉的烈焰慢慢熄灭，转炉的钢花渐渐暗淡，十里钢城不再机器轰鸣、浓烟滚滚。从这一天起，首钢石景山厂区全面停产，这标志着具有91年历史的首钢进入了全新的转型发展阶段。

　　搬到河北曹妃甸的首钢，将大量的设备、厂房等工业遗迹留在了原址上。

　　工业遗迹变身博物馆

　　据了解，由于首钢厂区大部分建筑设施目前尚能使用，且不能随厂迁往新址。无论从历史文化、经济价值、还是资源再利用等角度看，该区域都不能进行简单的夷平重建。

　　首钢总公司发展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初德和介绍，眼下，留在首钢老厂区的工业遗迹有10处以上：

　　高炉夕照。4座高炉是首钢最有钢铁工业特色的标志物，也是首钢旧工业区北部的标志性景观；

　　群名塔影。群名湖水面开阔，湖边有仿古园林建筑群，还有冷却塔、空分塔、煤仓等工业设施，工业特色鲜明，是首钢旧工业区中北部的重要景观；

　　焦炉冰场。首钢的4座焦炉形成极有视觉冲击力的狭长空间，利用推焦机的轨道落差形成水池。在炎热的夏天，水池能为游客提供凉爽的环境；在寒冷的冬天，水池结冰后可作为公共溜冰场，是首钢旧工业区最具活力的景观；

　　月季花香。久负盛名的首钢月季园，园内水池、假山俱全，植物种类繁多，还建有温室，栽植鱼尾葵等亚热带植物，已成为首钢旧工业区中部的重要自然景观；

　　登塔览胜。在首钢工业遗址中有一座观景塔，登塔远眺，向北可以欣赏群名湖和工业区的景色，向南可以看到启动区的现代景观和标志性建筑，向东可以看到永定河的美景和延绵起伏的燕山；

　　绿色秀场。首钢旧工业区中部型材厂区域空间开阔，可以举行上千人的活动，也可以搭建舞台举行演唱会。

　　此外，在第二炼钢厂北侧，还可以利用废旧钢板、钢锭等打造一个以钢为主题的广场，突出了首钢的地域特色；工业区东南部也有卸车机、龙门吊、铁轨等工业设施，可成为首钢旧工业区东南部的新景观。

　　首钢总公司董事长朱继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透露，首钢停产后，对于厂区内老办公楼、老设备的拆除将采取慎重的态度。具有标志性、历史性和饱含职工情感的建筑或设备，其中包括高炉、空气分离塔、红楼、厂东门等，将予以保留，预计保留遗迹将达到30多处。

　　“首钢厂区内的石景山上下有古井、雍正御制碑等三处古迹，均属于石景山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属于文物的建筑肯定要保留。”朱继民说，同时，具有标志性、历史性和饱含职工情感的建筑或设备，其中包括高炉、空气分离塔、红楼、厂东门等，将予以保留，“对内部进行改造后进行再利用，比如做潜水罐，做攀岩设备，有的还可以做咖啡馆。”

　　朱继民透露，具有标志性符号的炼铁厂3号高炉，拟通过改扩建，变身为一座现代化的首钢工业博物馆，一座拥有厚重工业历史的遗迹将以博物馆的形式继续为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今后在博物馆内可以看到炼钢的整个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可以让市民前来参观。”朱继民说。

　　而根据《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首钢老厂区将被划分为工业主题园、文化创意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区、总部经济区和综合配套区等五大功能区，对工业遗存以区域保留或单体性保留两种方式进行保护。

　　新版《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规划》也提出，首钢石景山原址将进行完整的、有体系的工业遗产保护，36项工业资源纳入了强制保留的范围，40余项被列入建议保留范围。

　　工业遗产正日益稀少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世界性的产业结构和物流方式的变化调整，欧美城市发展逐渐进入“后工业”时期。其突出标志是，城市失去了大规模扩张的发展动力，而转向旧城更新改造和再生，“转变”（Transformation）、“再生”（Revitalization）、“插建”（Infill）、“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reuse）逐渐成为近30年来大多数欧美城市建设的关键词和实践主题。

　　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徐宗威介绍，这时的人们发现，那些数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老工业区并非一定与现代城市生活要求相悖，它们的存在反而为城市增加了场所感和历史感。

　　人们认识到，工业遗产——工厂、厂矿、运输设备和基础设施等，也曾是社会组成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作为物质地标，它们同样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显然，如果没有这样的进程，就没有今天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而作为逆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它们变得日益稀少。”徐宗威介绍，从世界范围看，工业遗产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正在上升。特别是德国鲁尔工业区再生等产业建筑及地段改造的成功案例，使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引发了世界建筑同行的进一步关注。

　　德国的“鲁尔”钢铁城公园曾经是一个以经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的重工业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区之一。1968年，德国开始对这里进行改造，调整产业结构、扶持高科技产业，并且对矿区生态环境进行恢复建设。改造后的鲁尔风景优美，拥有5座大型公园，旧工厂成了展览馆，被淘汰的设备变成了攀岩训练场和潜水训练基地，工业旅游得到发展。

　　据了解，目前虽然“工业遗产”的概念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术语已被普遍接受。在联合国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工业遗产保护是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内容。

　　“工业遗产保护研究源于工业革命最早发端的国家英国。”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文化教育参赞潘露西介绍，19世纪中期，工业遗产保护问题在英国就开始引起重视，并出现了有关工业遗产的展览。英国政府一直重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研究和改造，英国高校在此领域也为政府培养了众多人才。

　　中国建筑学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对中国而言，90年代起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城区土地“退二进三”式功能置换、老工业基地转型，这三个方面成为产业用地调整的主要推动力。随着大量工业企业的搬迁，它们所留下的土地以及废弃的建筑、设备等如何处理是一个必然面临的问题，简单地推平重建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城市发展的要求。

　　中国建筑学会介绍，与自然文化遗产相比，工业遗产的价值长期被忽略。由于大量的工业遗产没有纳入文物保护范围之内，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遗产不断受到毁灭性的威胁。与西方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工业遗产保护相比较，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已经滞后近20年。

　　“在中国向现代工业化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技术更新和更替、转产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工业遗产保护带有抢救性意义。”徐宗威说。

　　国家文物局2006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曾指出，目前，各地对工业遗产的保护还存在一些重视不够、家底不清、界定不明的问题。而且很多人认为近代工业污染严重、技术落后，应退出历史舞台，加上“厚古薄今”的观念偏差，使不少工业遗产首当其冲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

　而在我国，业内人士都知道，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南通大生纱厂、中东铁路建筑群、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石龙坝水电站、个旧鸡街火车站、钱塘江大桥、黄崖洞兵工厂旧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导弹卫星发射场等等，都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工业遗产。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上海、天津、重庆、沈阳、西安、武汉、南京、常州等城市已经开展了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

　　今年，武汉市宣布将对27处工业遗产制订保护控制图则、分析遗产现状概况、划定保护建筑和风貌协调区，并采取三级保护的措施，包括严格保护模式，不得随意改变原有状况、面貌及环境；适度改造利用模式，改造为城市开放空间、博物馆纪念展示馆、创意产业园、商业综合开发等。

　　上海市去年也宣布，后宝钢时代工业遗迹或将被保留，那些被视为环境污染源头的烟囱将赋予新的含义。上钢一厂和上钢五厂所在的吴淞工业区将被打造成融生态景观、商业商务、居住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上海北部现代化城区。

　　杨浦区也对外宣布，杨浦滨江地区工业遗存也将被充分保护、挖掘和延伸，将重点对上海近代工业最早、最集中的代表性地区进行保护，以创意园区、博物馆、老建筑等形式展示给世人。

　　据中国建筑学会介绍，工业遗产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科技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工业的形成与发展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可以避免资源浪费，防止城市改造中因大拆大建而把具有多重价值的工业遗产变为建筑垃圾，有助于减少环境的负担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同时，保护工业遗产能够在城市衰退地区的经济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保持地区活力的延续性，给社区居民提供长期持续稳定的就业机会。

　　到过北京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798艺术区”的。这里原是北京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的电子工业基地，撤厂后改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如今，798艺术区内有文化创意产业机构约400家。预计在“十二五”末期，该区域产值将达到120亿元。

　　朱继民预计，首钢石景山厂区通过高端产业、综合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加上外部企业，今后将一年将创造出2000亿元的产值。

　　老工业区改造规模大、耗时长、内容多、成本高，对城市发展影响大，加之涉及到大量与社会发展、环境治理、遗产保护等相关的公益性内容，因此无法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实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刘健认为，各级政府的积极干预是老工业区改造成功的必要条件，此外，应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的开发建设，以形成相对完整的城市肌理和城市景观。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燕也认为，我国也正面临着大量重工业地的改造，工业遗产如何保护、开发、再利用，使之成为城市独特的文化遗产，融入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使城市历史文化得以延续和拓展，德国、英国等工业遗产的管理运作模式为我国提供了可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