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人和日本人看来，“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也是离它们最近的。第四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8月初在内蒙古库布其沙漠举行，沙漠腹地的小绿洲成为包括韩日等30多国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交流治沙经验的平台。同时，此次论坛也折射出全球防治荒漠化合作面临的诸多尴尬。各国争相打出生态牌，但面对“地球癌症”——荒漠日渐蔓延时，一些国家却又独善其身，令治理荒漠可能成为“穷人的游戏”。在几乎所有涉及生态保护的国际合作机制中，中国一直认真地履行责任。如何使发达国家积极投身这场全球性运动，正考验着各方智慧。

　　“沙害”进逼令多国奋力反击

　　远离荒漠地带的人或许想不到荒漠的可怕。据联合国预计，未来全球有15亿人口会受到土地退化威胁，即每5个人中就有1个受害者。全球荒漠化面积近3600万平方公里，9亿人遭受荒漠之害，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或间接面临土地退化威胁。由于过度放牧、乱砍滥伐、滥抽地下水等原因，荒漠正以每年5万到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面积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爱尔兰。

　　在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现场，来自撒哈拉南部国家贝宁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秘书处执行秘书长吕克·尼亚卡贾向《环球时报》记者展示了一张世界荒漠分布图。欧亚大陆中部、亚洲中东部、撒哈拉、拉美中部均被涂上象征荒漠的红色，令人触目惊心。吕克说：“我们正在丢失森林，其中80%都是由于沙漠扩张。可耕作土地的退化率也从1991年的15%变成现在的25%。”他表示，在贝宁，沙尘不分季节地肆虐。一位参与论坛的蒙古国环境部官员说，他童年时家在沙漠边缘，但随后沙漠进逼，村民们只得一次次自西向东逃离，很多人最后沦为难民。

　　如何阻止荒漠化蔓延，攸关受“沙害”国家和地区的存亡。参与论坛的以色列农业系统公司耐特菲姆亚太区总裁艾伦·塔其托说，以色列在建国初期65%的土地为荒漠，“整个国家如同被烧焦过”，“如果无法防治荒漠，那就是生死存亡的事情”。在治沙方面，很多国家都各显神通。为保住西部耕地与牧场，美国上世纪30年代制定专门的法律，如限制土地退化地区的载畜量，调整畜禽结构，推广围栏放牧技术等。在印度，西部干旱严重的拉贾斯坦邦58%的土地为流沙地和沙丘。印度政府通过种草植树、改土固沙等生物措施，目前已治理和固定流沙地10万公顷。在伊朗，至少有50万人的生活受荒漠化侵害。伊朗土地保护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齐奥丁在论坛上介绍说，伊朗很多年前就通过地面覆盖固沙、植被种植等方法，对流动沙丘进行治理。

　　蒙古国是整个东半球的“黄色沙暴源”，沙尘还影响到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为防治荒漠化，蒙古国依靠矿产收入“反哺环境”，不断增加林地面积、阻止土地退化。对于未来前景，蒙古国环境与绿色发展部专家阿迪亚苏说：“通过治理荒漠化，蒙古能够影响到整个东亚。”

　　防治荒漠化不应有“看客”

　　蒙古国专家的话发人深省。正如中国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主任刘拓所说：“防治荒漠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大家必须共同尽责，没有看客。”虽然人类荒漠化治理的历史并不算短，但过去大多是自扫门前雪，没有荒漠的国家冷眼旁观。但“沙尘是不要护照的”，荒漠的全球性影响日渐突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是唯一一个防治荒漠化的全球合作框架，在约190个缔约方中，有168个直接或间接受荒漠所害。近20年来，它的地位并没有随着荒漠化危害日益增大而提高，反而有被边缘化的趋势。《环球时报》记者在库布其沙漠论坛期间了解到，UNCCD今年将召开大会，但却无人愿意承办。作为UNCCD秘书处执行秘书长，吕克多方奔走，最后找到纳米比亚，但谁来承担缔约方代表的机票及相关费用，又成为一个大难题。

　　在联合国系统内工作多年的中国外交家沙祖康表示，受荒漠化影响的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很多都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因此不受重视，但沙漠是会移来移去的，粮食价格、人口流动等问题都会跨越国界，“发达国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据了解，有的国家承诺给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荒漠的援助迟迟不到位。沙祖康说：“有一笔钱答应了20多年，到今年才完成了3.4%，现在因为金融危机，更有借口了，连开会的费用都懒得承担。”

　　参与论坛的新西兰前总理麦克·穆尔很坦诚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尽管新西兰不惜花费重金应对气候变化、治理污染，但对于治沙，“所做甚少”。他表示：“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南太平洋，我们在巴基斯坦也有一些项目，但那只是因为我们有木材业的利益在那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在论坛上表示，日本政府现在只把眼光放在经济上，忽略了其他东西，尤其是两年前的海啸灾难之后。

　　无独有偶，今年3月25日，加拿大政府决定退出UNCCD。加拿大并未正式向联合国解释原因，但加总理哈珀3月28日在国会众议院答问时说，加拿大向公约秘书处提供的经费只有不到1/5用于开展项目，其余的被用于官僚主义。加拿大国际合作部的官员还以“收效甚微”为自己找退出的借口。不过，加拿大多位反对党人士指责说，“这是对受荒漠化影响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的背信弃义，损害了加拿大的国际形象”。加拿大新民主党外交事务评论员保罗·杜瓦说，这一决定表明“政府显然罔顾国际规范”。

　　2012年，UNCCD立下宏愿，要在2030年实现全球土地“零退化”。在库布其沙漠论坛上，联合国、科学界、政治界、企业界人士均认为，只有发达国家积极加入、承担起对发展中国家荒漠化治理的资金、技术转让的责任，这一呼吁才不至于落空。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刘伯森则认为，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发达国家不愿意掏腰包的现实，那么发展中国家应“曲线救国”，通过一些财力雄厚的国际机构，为本国荒漠化项目做适应性的包装，从而顺利“化缘”。他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UNCCD都有一些融资的机制，为私有企业投资提供一些激励，也包括一些技术的转让。

　　“边治沙边挣钱”模式受关注

　　中国是全球沙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西北、华北到东北，12块沙漠和沙地绵延成一条万里风沙线，对整个北国形成进逼之势。加上黄土高原的沙地，全国沙漠和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以上，而中国60%以上的贫困县都集中于此。为此，人们想尽办法来扭转沙逼人退的局面。库布其是中国治沙成就的一个鲜活案例。库布其沙漠距北京约800公里，总面积1.86万平方公里。起风时，这里的沙尘一夜就能刮到北京城。

　　25年前库布其沙漠深处一个小盐厂为把几十万吨产品运出，修建了穿沙公路，为保路又开始治理沿路的沙地。企业的管理者认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沙漠企业，与沙漠共存是一种“宿命”，要减少它对生产生活的破坏，只能靠人工治理。依靠路桥、化工、能源等强势业务，已更名为亿利资源集团的企业开始全面治沙。它先是从每吨产品的利润中提取5元做造林基金，成立专业林工队种树种草。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造林投资逐年增加。25年间，企业累计投入治沙资金达30多亿元。在库布其，人们建成一条长达242公里的防沙生态屏障。过去，库布其每年刮七八十次沙尘暴，现在已减少到三五次。沙漠年降雨量也由过去70毫米增长到现在300多毫米，记者在沙漠的2天里便遇上好几场小雨。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国家主导的纯公益治沙，库布其的治沙主体是企业，除了社会责任，它还有逐利的天性。防沙治沙、生态修复、土地整治、沙漠产业开发，四个相互衔接的环节使亿利资源集团的纯公益事业向产业迈进，治沙不再是“烧钱”。依照国家和地方政策，企业以每亩上百元的价格从沙漠居民手中转租沙漠30年使用权，用于治沙。而散居的农牧民则集中居住在企业修建的牧民新村，成为沙漠旅游的服务业从业者。此外，企业在治沙时不养产业工人，而是雇当地农牧民种树、养护。农牧民就近就业、按劳取酬，企业也简化了用工管理和成本。数据显示，企业每年可接纳一万人次打工者。

　　深有体会的吕克说：“我们不可能改变企业期待投资回报率的特性，只能使沙漠产生商机，吸引商人主动投资。这是我从库布其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吕克还强调：“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通过这么成功的荒漠化治理，可以提高自己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

　　日韩帮中国阻止沙漠东进

　　库布其的治沙事业也得到国际上的支持。目前，库布其共有40多个治沙团队，其中日本与韩国志愿者的身影十分醒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论坛上介绍说，日本民众十分关心地球生态，在中国荒漠化形势严峻之际，“日本曾将海外援助的1/3用在中国”，包括提供日元贷款，用于中国荒漠化治理和植树造林。鸠山本人担任了日本一个环保组织的会长，“我们已完成了第26年的植树造林活动，包括三峡周边一些区域。总种植区域共达28平方公里。”日本“治沙之父”远山正瑛的名字屡屡被鸠山提及。1935年到1937年，远山作为日本外务省的农业研究生曾在中国留学，并沿黄河考察，矢志要投身于治沙事业，但日本侵华战争使他的计划搁浅。1984年，78岁的远山建立“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正式开始在中国治沙。在日本，他经常说“中国有很多沙漠，迫切需要我们去帮助”。他还号召日本人“每星期少吃一顿饭”，孩子们“每星期少吃一根冰棍”，用一年积攒下的钱来中国种树。到1995年，远山及志愿者已经在库布其种下100万棵白杨树。

　　韩国前驻华大使、UNCCD荒漠大使权丙弘也讲述了他的治沙故事。1998年5月，权大使的女儿从首尔打来电话，说受不了韩国的沙尘暴了，这让他终于醒悟过来，“沙漠确实没有任何国界的障碍”。从2000年起，他带领中韩志愿者在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植起2200万颗树的“中韩友谊林”。2006年，他的组织把重点转向在“离北京、韩国最近”的库布其，致力于在其东部建立100万棵树的“绿色长城”，阻止沙漠继续东进。一头银发的权大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今年6月中韩首脑峰会上，韩国总统朴槿惠说，与中国荒漠化做斗争也是中韩良好合作的例子。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自愿参与这个利在千秋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