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梁先生的工厂里机器众多，看得我眼花缭乱。我问梁先生如何看待他的工厂在“环保”方面的表现：中文里的“环保”既可以用来形容环境友好的行为，也可以指对环境的保护。

　　虽然工厂用电量高并且在制造过程中使用重金属，梁先生仍然表示，“我们仅仅使用电能，产品通过了RoHS（《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认证，对空气和水没有任何污染，所以我们厂是环保的。”

　　我过去一年都在就环境保护问题采访中国的工厂主和企业管理者。我发现这些受访者跟梁先生一样，都喜欢透过中国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考量环保问题。

　　我采访这些工厂管理者时，通常一上来就请他们讲一讲他们如何看待中国过去50年中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许多受访者的回答都是下面这个套路：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经济自由化之前，大多数人都穷，很多家庭“吃不饱”。人“吃不饱”的时候就不会想什么环保。不过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经济活动，环保情况总体还是不错的。

　　15位受访者中有9个是四十岁以上、出身农村，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

　　幼年生长在江西乡下的梁先生告诉我：“我小时候每天只吃米饭青菜。那时肉是奢侈品。我时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没法专心读书。”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受访者对那段日子流露出怀旧情绪。其中一个人提到，“（那时候）很少用农药，所有东西都很环保，吃起来放心。”还有几个人甚至表示希望能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

　　“我们（中国）一头扎进经济建设里，指望能获得幸福的生活，但我不知道从长远来看，物质财富是否真的让我们更幸福，”在浙江规模最大的化工厂之一工作的胡经理如是说。

　　受访者表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之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有那份知识和觉悟去考虑环境问题。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高等教育的中断，八九十年代的工厂主和管理人员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根本没人考虑环境。

　　教育的作用

　　许多受访者提到，环境保护和环保意识过去十年中有很大改善。教育水平的提到似乎是原因之一：15个受访者中有14人曾接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无论是职业学校、技术学校还是大学；曾就读大学的人数达到9人（全部40岁以下受访者均为大学毕业）。

　　虽然环境保护有所加强，但环保工作的状况仍不尽人意。李先生在一家雇佣了500名员工的注模厂当经理，他告诉我，“法律越来越严：我们这一带的工厂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污水直接排到河里了。现在我们必须先把污水过滤。”但他也承认，过滤之后的水质量与净水相比仍相差甚远，常常会造成水藻泛滥。

　　尽管如此，采访中我仍能清晰地看出环保意识和法律法规都有所改善，虽然受访者对造成这一改善的原因看法不同。其中一种意见以冯先生为代表。20多岁的冯先生在一家100多人的小橡胶厂当经理，他表示，“环保这些东西都是强制的。工厂的人没有一个真打心眼里在乎这个。我们的文明程度还没达到那个水平。人们关注环保只是因为政府法律规定。”

　　另一方面，包括前述大型化工厂厂长胡先生在内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环保法规之所以能起作用，就是因为我们（企业管理者）从某种程度上真正关注环保。”

　　在这些受访者看来，任何人类活动只要直接影响到他们个人的身体健康就是环保问题。这就包括了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产品中的有毒化学物质等。比如浙江一家小注模厂的厂主苏先生就提出，“我们厂安装了小型过滤装置，可以过滤排出的废水，而我们厂只排废水，所以我们厂很环保。”

　　不过，一些被西方社会普遍视为环境问题的人类行为到了我采访的工厂主这里根本算不上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和野生动物保护。几位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增长而炮制出来的政治工具。至于野生环境破坏和濒危物种，一位受访者说这是自然进程：“一种动物灭绝了，一定会有另一种动物生出来。这是自然的选择。”

　　直接污染

　　从我的研究结果看来，大多数工厂管理者对他们企业是否环保的判断都基于两个标准：一是工厂的污染排放是否在地方环保局规定的限额之内，二是最终产品是否符合国内和国际的毒性标准。规模较大、正努力将产品销往海外的企业提到要成为环境负责的组织并采取更全面的环保观，但大多数企业仍主要关注合规。

　　与许多海外企业不同，我访问过的中国工厂全部将废品卖给回收站，并以这种方式处理了大多数废物。我采访的工厂主基本都将废品处理视为是废品收购公司的责任——虽然一些处理流程的恰当性令人质疑。

　　中国工厂主和管理者还十分重视降低能耗，但这是从商业/成本的角度看的，不是基于环保考量。节约用电有助于降低成本，能让工厂生产更有效率。尽管中国65%的电能来自煤炭，而且火力发电对环境影响尤为严重，但这些事并不在企业主的考虑范围之内。

　　受访的中国工厂主和管理者对中国环境的未来表示乐观。他们基本不相信环境问题是不可逆转的。比如，这些受访者几乎完全无视气候变化，没有一个人在采访中对气候状况表示忧虑。

　　或许这与受访者（以及中国工厂管理者总体）的背景有关。15位接受我采访的工厂管理者中10位有大学或者职业学校的理工科背景。大多数人内心都是“极客”，热爱他们的工厂使用的技术——不管是简单的注模机，还是高科技的LED制造机器人。每次他们带我参观工厂时这种感情显得格外明显：东道主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向我亲自解释每台机器的复杂技术细节。

　　这种对技术的信任深深影响了他们对环保的认识：这些管理者坚信，科学研究必将带来污染更少的制造设备。胡先生的话或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只有科学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让中国更加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