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人口健康模式既带有慢性病、老年疾病增加等发达国家的特征，也有明显的转型国家和中国自身特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对健康的威胁越来越大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超过69.6岁的世界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G20国家的平均水平。

　　然而，在预期寿命提高的背后，人们是否享有了更加健康、更有质量的生活？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中国的快速健康转型1990-2010：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发现》，通过应用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对中国过去20年疾病负担变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与G20国家进行了对照。结果表明，过去20年中国人的健康模式发生了快速变化，健康安全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不仅需要卫生体系的变革和社会多部门的参与，更需要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由儿童传染病为主转向成人慢性病为主

　　上述中国疾病负担研究是“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哈佛大学等机构主要协调，全球50多个国家500多名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历时5年时间完成的一项全球研究。这项研究对187个国家的疾病负担进行了测量，涵盖了对235种死因、1160种伤残原因以及67个危险因素所致疾病负担的评估。

　　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过去20年中国的疾病模式已经由儿童传染病为主转向以成人的慢性病为主，精神疾病、道路交通伤害的影响上升，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也转向以生活方式和环境污染为主。

　　20年间，大多数传染性疾病及儿童疾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已经大大下降，成年人中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慢性病的疾病负担则大幅度上升。儿童死亡率下降了79.7%，传染性疾病、孕产妇、新生儿及营养不良导致的死亡从1990年的26.6%下降至2010年的10.1%。在2010年的830万死亡中，有700万是死于慢性病。中风、缺血性心脏病、癌症和慢性阻塞性肺病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他的死亡原因还有交通事故伤害、精神疾病、骨骼肌肉疾病等，其中交通事故伤害的死亡损失年顺位由1990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4位。

　　我国中风、慢阻肺、肝癌、胃癌、食道癌、溺水和跌落等导致的死亡损失年明显高于G20成员的平均值，女性则还在道路交通伤害、自伤方面的死亡损失年高于平均值。另外，我国四大癌症(肺癌、肝癌、胃癌、肠癌)及食道癌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明显高于G20国家平均水平。2010年，55～59岁年龄段癌症引起的死亡峰值显著增加。

　　导致伤残的原因已由传统的先天障碍或身体伤害为主，转变为由精神疾病、肌肉骨骼损伤及慢性疾病引起为主。2010年，近一半的伤残损失生命年由精神疾病和骨骼肌肉疾病这两大因素所导致。对比1990年，伤残负担增加的主要来源是腰背痛、颈椎病和严重抑郁症的增加，另外糖尿病、泌尿生殖器疾病、血液病等慢性病引起的功能受损也有明显增加。

　　生活方式和环境污染威胁健康

　　从健康危险因素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生活方式和环境方面的危险因素。2010年造成疾病负担的前五位危险因素依次为不健康饮食习惯、高血压、吸烟、环境空气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不健康饮食作为居首位的健康危险因素，导致了16%的疾病负担，其中主要是高钠摄入，水果、全谷物和坚果类摄入不足。

　　第二大主要危险因素为高血压，导致了12%的疾病负担。

　　第三大主要危险因素为吸烟，2010年我国成年男性吸烟率达到52.9%，二手烟暴露率高达72.4%，吸烟导致的疾病负担占到9.5%。物理环境也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中国目前PM2.5污染严重，主要来源是环境空气污染、室内空气污染和二手烟草烟雾，这三大来源的污染使感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患病率上升。与G20国家相比，中国是1990年和2010年环境和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疾病负担最严重的国家。其他危险因素包括空腹血糖升高、酒精使用、职业性危害、高体重指数和体能活动不足。

　　另外，人口结构的变化应引起注意。中国人口正快速步入老龄化，受数十年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的影响，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接近2亿，占人口的14%，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人口的30%。可以说，当前中国的人口健康模式既带有发达国家的特征，即慢性病、老年疾病、精神疾病的大量增加；也还带有明显的转型国家和中国自身的特点，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烟草使用、道路交通伤害等问题突出，对健康的威胁越来越大。世界银行在其2011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创建健康和谐生活：遏制中国慢性病流行》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若不迅速对慢性病流行采取行动，将导致医疗费用上升、经济发展减速和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实行“健康友好型”发展方式

　　健康模式的转变是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直接或间接作用的结果。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处在快速的发展变化之中，经济总量迅速提升，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累积了种种矛盾，带来了环境污染、职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精神压力、饮食模式改变、重大传染病等一系列健康不安全因素。

　　今年以来，全国持续发生大范围雾霾天气，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污染物浓度之高前所未有，凸显了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人民健康之间的矛盾。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2003年因空气污染造成发病和过早死亡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573亿元，占当年GDP的3.8%。因此，应对健康安全方面的诸多挑战，不仅需要卫生体系的改革和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参与，最根本的是要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实行“健康友好型”的发展。

　　首先，转变卫生事业发展模式。慢性病防控重在“治未病”，许多慢性病完全可以通过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来有效预防。世界银行认为，2011～2020年是中国防控慢性病流行关键期，如不实施有效的防控策略，未来10年有可能出现慢性病的井喷之势。具体来看，一是推动医学模式从注重疾病诊疗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转变，实现关口前移、重心下沉。二是重点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为平台，从控制血压、控烟、饮食和运动等干预入手，建立健全慢性病防治工作体系，做好健康人群和具有高风险人群的宣传教育和防控工作。三是积极开展烟草控制、全民健身、合理营养、平衡膳食、限制饮酒、心理健康、防止药物滥用等全民健康公共卫生行动。四是针对癌症等重点慢性病发病和死亡率高的情况，除了加强一级预防外，应强调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防止慢性病负担加重。五是医疗体系需要加强急诊医学、长期护理、康复和精神卫生服务，医学教育体系更加注重精神病学、康复医学、风湿病学、听力学和眼科学等学科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促使医学研究从注重人体自身疾病向环境、社会、心理与人体综合交互作用的研究转变。

　　其次，以“大健康”理念倡导社会多部门的共同参与和有效协作。健康的影响因素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了医疗卫生部门的范畴而深深植根于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中，需要从“大健康”理论出发来制定各项政策，吸收社会多个部门的参与。例如，通过道路系统设计和交通工具的安全设施的完善，应对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快速上升。人群的体育活动受城市规划布局的影响，可通过城市规划和体育设施的管理引导居民进行散步、骑车等体育活动。推广健康的膳食方式需要农业、商业、贸易、食品、税收等部门公共政策的互相配合，比单纯的公共卫生政策更为有效。防范激烈的社会竞争所导致的精神压力和行为模式失序则需要劳动保护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

　　最后，形成“健康友好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中国人口健康风险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与健康相背离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缺乏必要的监管，粗放的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需要调整发展思路，实行“健康友好型”发展，将健康目标纳入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框架，以健康为导向推动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市场准入、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限制、淘汰健康危害型产业，积极发展健康食品、健身用品、养生保健、健康管理、老年健康照顾、休闲健身等健康产业。加强对经济活动中健康安全风险的监管，建立“健康影响综合评价制度”，对于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大工程、城乡建设、产业发展等，在制定规划、审批上市之前要对其健康影响进行调查、预测和评价，并提出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