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气候变化，非洲国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10月15~18日，2013非洲气候大会将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召开。

　　气候变化早已不是单一的环境问题，在应对过程中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协同“作战”。在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非洲气候政策中心支持下，此次大会将邀请来自非洲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决策者、气候研究人员参会，为寻找、制定应对非洲气候变化的政策贡献智慧。

　　气候变化制约非洲农业生产

　　非洲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其更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6月19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降低热度：极端气候、区域性影响与增强韧性的理由》，研究发现，如果全球气温升高1.5°C至2°C，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0%至80%的耕地将因干旱不再适宜耕种玉米、小米和高粱；如果全球温度升高4°C，到本世纪80年代，非洲南部地区年降雨量将减少30%，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将诱发非洲大草原的草本植物向木本植物演变，食草家畜饲料进一步减少，牧场生态系统将由此改变。

　　已有研究表明，在西非，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降雨量长期下降导致萨赫勒、苏丹和几内亚的生态区在20世纪下半叶南移25—35公里，金合欢属植物开始在草原丧失。

　　2009年，马里国家气象局给出的一系列数据表明，气候变化让该国降雨量明显改变。1971年至2000年的降雨量与1951年至1970年同期相比，平均下降了20%，等量降雨线向南部移动约200公里，年平均1200毫米的降雨量在马里已不复存在。预计到2020年，气候变化或许会让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粮食减产50%，到2100年，种植收入减少90%，小型种植业者的利益将蒙受巨大损失。

　　以前瞻性眼光应对气候变化

　　马拉维首席环境官本·雅辛提出，非洲国家应采取一些短期和长期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重新评价部分工业化项目。

　　一直从事非洲气候研究的纳米比亚大学地质学教授本杰明·马帕尼也呼吁：“非洲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应具备前瞻性眼光，应投资和开发新能源，减少植被砍伐。”

　　2006年，卢旺达成立了“国家适应行动规划”，进一步明确卢旺达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卢旺达预计建成20多个气象电台，设立灾害预警系统，恢复湿地、热带草原生态等。20世纪80年代，津巴布韦为减少森林砍伐，推广天然气使用，但该模式并没有扩展到其他国家。

　　美国威得恩大学法律学院访问学者唐纳德·A.布朗也表示，非洲应设定减排目标、明确各方责任、评估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

　　社会科学有助于自然科学家解决气候难题

　　霍华德大学副教授格雷戈里·詹金斯表示，非洲气候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如萨赫勒地区的气候模型非常粗糙，无法对现有气候问题作出充分说明。在非洲，与气候有关的共享数据十分罕见，詹金斯说：“我们缺乏苏丹、乍得的数据，对马里也缺乏观察，但天气系统一直在不断变化，尽管卫星数据能帮助我们进行研究，但有时精确度不够，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非洲国家之间加强数据共享很有必要。

　　非洲气候研究人员与决策者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时一直缺乏有效沟通，现在各方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着手改进。2013非洲气候大会期望鼓励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推进未来非洲气候变化的研究议程，制定主流气候信息框架、建立专家网络，及时准确解释并评估农业、食品生产、水资源管理、气候风险管理和适应性规划等方面的行动。

　　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促使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加强合作。2009年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目前因气候变化而出现的难民数量已超过百万，未来还将继续增加。2009年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变化已造成15万人死亡、多种疾病发生，尤其在贫穷国家，影响更为严重。

　　学者认为，人的行为直接引发气候变化，而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的人类行为和相关政策等信息，有助于自然科学家解决气候难题。

　　瑞典西部大学社会行为研究副教授斯特兰·维特哈根在其论文《应对气候变化时需要社会科学的十大理论依据》中称气候变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公平公正都有关系，就连表面看似不相关的伦理学也能为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作用。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布鲁姆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系教授斯蒂芬·M.加德纳解释了这一论断，如在气候问题上，非洲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双方在温室气体减排标准上存在诸多争议。运用伦理学的价值理论，能弄清气候问题中的伦理维度，明确不同人群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