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科学家首次提出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的活动长期积累下去将会造成全球气温上升。此后，美国化学家查尔斯·基林用40年的观测证实，人类正在把亿年来沉积在地下的有机碳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返还到大气层中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分析和研究聚焦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1988年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直接导致了美国参议院对气候问题举行听证。

　　为了给全球决策者们提供充分、准确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并对气候变化成因、其潜在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可能的对策等进行客观评估，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它最初汇集了全世界130多个国家2500多名科学家开展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活动，分别于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完成了四次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报告中关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一次比一次肯定，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尽快行动，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今年9月，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发布，其将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暖的可能性提高到了95%，比第四次报告的评估提高了5%，它进一步确认了气候变化的事实以及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但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报告对特定结论的信心往往依据于持此观点模式、文献和专家的数量多寡，还不能完全依据客观的证据数量，不能避免“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这考验着人类面对“不确定性”的智慧。

　　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开始于1992年6月举办的第一次地球峰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签署，该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是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架构。

　　1995年起，缔约方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回望过去的18次谈判，最显著的成果莫过于1997年在日本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明确地规定了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数量和期限。

　　然而，《京都议定书》所探索的减排模式在实践中遭遇了难题。为了达到一个确定的限制升温目标，将需要减排的温室气体数量以配额的形式分配给各个国家，在欧盟的实验中获得了一定范围的成功。但是，由于排放空间与各国发展权密切相关，这样的方式现阶段难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为了探索出新的行动方式，人类需要在2015年签订一份新协议，决定在2020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以后，将以怎样的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即将举行的华沙气候大会就是新协议的起点。人类将如何面对现实的欲望与未来存在的不确定性？对此，华沙气候大会将作出怎样的回应？值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