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认为中国的环境恶化的局面只不过是暂时的。在设法应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的经济需求的同时，还必须使成千上万的人脱贫，这势必会让任何国家的环境付出代价。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目前到了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达到的“拐点”。

　　中国官员也喜欢将今天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时期相提并论。然而，经过二十年对中国环境的思考与论述，我逐渐认识到，这样的比较，虽然并不是完全不恰当，但依然会产生误导的作用。中国今天所面临的环境挑战无论从程度还是从范围上都与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所面临的有着天壤之别。例如，两国人口对环境与资源构成的压力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中美的面积大致相同，然而从1962年到1982年，美国的人口从大约1.92亿扩大到了2.32亿；而到1982年，中国的人口已突破10亿，今天已超过13亿。

　　此外，与美国情况不同的一点是，中国的环境退化与污染并不单是近数十年经济迅速增长造成的，而是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特别是采伐森林和土地退化的问题。早在汉代，中国学者就强烈谴责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与对资源的掠夺。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一轮孕育今天中国经济奇迹的经济改革，然而在那之前，中国就已面临着一场环境灾难。在题为《中国的环境管理》一书中，曲格平这位中国环保机构第一任负责人对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环境做了如下的描述：许多地方不是受到雾霾污水的污染就是受到垃圾的污染；此外，矿产资源遭到过度开采，导致地貌风景面目皆非，受破坏的程度惊人；生物资源，尤其是森林被破坏，导致生态系统受损。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更重要的是，两国环保努力所依托的机制从根本讲是完全不同的。像美国一样，中国的许多环保机构和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召开后开始设立出台并得到发展的。然而透明度、政府问责制、法治--无论多么不健全，这些已成为美国环保努力支柱的东西却是中国所缺失并将继续规避的东西。尽管取得一些进步，但是北京并没有向公众提供制度化的手段，使得他们可以借助这些手段来参与环保辩论与决策的过程。

　　然而，在一个关键的方面，中国在仿效美国的做法。美国上世纪60、70年代公民意识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非政府机构(NGO)的建立，如环境保护基金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这推动了美国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环保法和相关规定。今天的中国出现了数千家非政府机构——它们中有许多的机构与美国的NGO展开了合作，力促地方官员披露精确的污染数据；与中国记者展开合作对腐败问题进行调查：发起公众运动，反对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企业。

　　中国的新领导人正努力扭转环境恶化的局面，但是基本上不会超越他们传统做法的范围：从钢厂数量到路上行驶汽车数量，自上而下事无巨细下达指标目标；认为技术可以解决问题（即使鼓励运用这些技术的刺激措施与该技术的运用推广背道而驰）：要求地方官员承担改善环境的负担（却依然不给他们提供额外的财力支持）。然而，在北京高高在上地要求改革的同时，中国百姓也在从下面迫使国家实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