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美之间独特的、合作尝试，我们希望这将有助对于明年气候谈判问题上树立全球领导力的榜样”，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离开北京前往印尼雅加达前对记者如是表示。。

　　此次克里访华再次把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议程的重要议题。

　　继2013年4月13日中美两国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4年2月15日，两个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大国家中国和美国再次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2015年全球气候新协议达成之前表达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中美两国将利用去年成立的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机制（简称‘工作组’），通过强化政策对话，包括交流各自2020年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计划的有关信息，开展合作”，这份联合声明显示。

　　《21世纪经济报道》在采访中发现，外界都认为中美之间对于2015年巴黎协议的达成，将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次联合声明的发布进一步证明了这点。

　　目前，根据2011年德班平台协议、多哈一揽子协议和华沙会议成果显示，针对2020年后全球减排的新协议将会要求全球所有缔约方作出减排贡献。但具体细节将在2014年秘鲁利马会议以及一系列会议中得到谈判，最后通往2015年巴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于2月12日向《联合国[微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德班平台（ADP）下提交了2014年的文件，勾勒出美国认为2015年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元素。

　　美国也成为第一个勾勒出2015年气候新协议的国家。

　　中美气候合作“五领域”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取得实质性成果。

　　此次中美声明强调了“2020年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这也表现了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约为42%的国家已经开始为2015年巴黎协议的达成开展工作。

　　目前，美国并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不过奥巴马政府向全球承诺，到2020年时碳排放量将较2005年降低17%（绝对的总量减排）。

　　2009年，中国也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降低碳强度）。

　　目前，鉴于对于气候变化及其日益恶化的影响已形成强有力的科学共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因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中美两国认识到急需采取行动应对上述双重挑战。

　　“双方重申将致力于为2015年全球应对这一挑战的成功努力做出重要贡献”，这份声明提及。

　　“中国和美国将投入额外的精力来交换信息和讨论，这将有助于我们双方都能够发展，并引导明年公布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标准”。克里说。

　　此次克里访华，关于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务实合作行动，双方已就工作组下启动的五个合作领域实施计划达成一致。

　　其中包括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能效，并承诺投入相当精力和资源以确保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取得实质性成果。

　　2月15日，克里在美国气候变化问题大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的陪同下，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共同进行了会面，并参观由中美共同投资的工厂。

　　事实上，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013年4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前夕，中国和美国发布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在对话前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下称“工作组”）。

　　2013年7月，工作组向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提交报告，建议了针对两国最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和空气污染源的五项倡议：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的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及建筑和工业领域的能效。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中国和美国在能源和环境上一直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合作与联系”。

　　对于接下来中国的方向，杨富强表示，“中国需要合纵连横，这里既包括发展中国家借助‘立场相似国家’集团、协调基础四国，也包括处理好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同时与其他在UNFCCC进程中有着道德层面或实质层面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的交流。”

　　本报记者了解到，就在克里访华的前几天，法国气候变化大使雅克·拉普居也来华与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进行了会面，就2015年巴黎会议准备情况、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显然，各方已经把目光聚集到了2015年巴黎峰会。

　　美国率先勾勒2015

　　要求新型经济体排放大国承担减排义务。

　　2月12日，打开联合国UNFCCC的网站，一份由美国在德班平台下提交的关于2015协议的提案已经显示出来。美国成为第一个明确表达对2015年气候协议的看法，提出了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关注点。

　　这份11页的文件直接体现了美国对未来协议形式的态度，“我们将不会（would not）支持两分法的新协议”，“这种方法在1992年可以理解，但是在2020年后的时代是不理性的和不可行的”。

　　美国提交的文件指出，“国家的排放和经济面貌已经发生和继续发生变化将使得这种方法占不住脚，无论是环境上还是其他方面。”

　　简而言之，美国反对像《京都议定书》一样区分出附件一国家和附件二国家的减排协议，要求新型经济体中国、印度等排放大国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

　　事实上，根据华沙会议成果，要求2015年的全球气候新协议必须反映所有缔约方的减排“贡献”。也就是说，新协议里面要求包括190个缔约方各自的减排“贡献”，模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严格区分。

　　美国的这份文件也特别提到这个“贡献”需要在未来进行明确化，采取定量化描述，一些情况可以定性化描述。

　　美国如何突围法律障碍

　　文件中保留了三种法律形式的选择。

　　目前，除欧盟已提出2030年40%的减排目标，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家还没有对外公布其2020年以后的气候工作细节。

　　接近消息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目前中国还在对此进行研究。

　　中国政府公开2020年后的政策细节可能为时尚早，但是目前国内低碳发展工作的推进，其中包括国内碳交易工作的开展，也反映出中国正在努力完成“气候家庭作业”。

　　另外，就美国而言，有消息称就2013年9月份开始，美国白宫方面已经开展了至少三次的跨部门会议，官员们已开始讨论美国新气候目标是应该延续至2025年还是2030年。

　　另外，他们也讨论了国会通过关于气候变化法案的可能性。如果不能，白宫是否继续绕开国会在《清洁空气法案》下采取更多的减排措施。奥巴马总统的特别顾问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或将会在接下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全球气候条约法律形式的问题对于美国而言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因此，在美国提交的文件中保留了三种法律形式的选择。”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政策主任李硕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难点。

　　这三种法律形式的选择包括：国际法律约束、不是国际层面的法律约束、强调本国的措施以及通过本国方案进行约束。

　　美国环保协会的气候谈判专家安妮·佩特桑科（Annie Petsonk）表示，美国政府意识到国会有气候反对者，因此文件中暗示白宫和相关部门想要一个他们可以绕开国会执行的气候协议。

　　“总体而言，在华沙的决议下，这份文件具体阐述了美国对于2015年的总体想法。”李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