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走访广州各大医院获悉，目前随着门诊量增大，不少妇产科、儿科面临人手紧张的局面；而且因为工作连轴转没时间陪家人，儿科、妇产科也成为流动性较大的科室，招人也比较难。有医生坦言，广州的二孩“新生儿潮”或将在明年年底集中爆发，届时就诊量进一步增加，医护人手紧张会加剧，或影响日后二孩就医质量。（11月17日《信息时报》）

    不仅仅是广州，去年出台“单独二孩”政策，已经让各地儿科医生手忙脚乱，本来人手就不足，就诊数量却不断井喷。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来临，无疑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本来，一个城市有多少儿童人口，需要多少儿科病床及医生，才能基本满足公众的就医需求，这是不难计算的。而且这种需求是刚性的，如果不能满足，将意味着有就医者不得不异地就医，大幅度增加看病成本。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如果政府对这种不足的危机没有前瞻性，不能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建设，一旦危机来临才去解决，这将变得非常困难。需要10余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儿科医生。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力资源，盖再多的儿童医院将只是无米之炊。

    危机为什么会造成？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缺少一个供给的标准。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14岁以下儿童有2.2亿余人,平均下来每千名儿童只有0.46名医师，美国是1.46，照这种标准比例计算，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至少20万。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说，即使将目标数量减半，未来10年每年也需要增加1万名左右的儿科医师。问题是，如果增加的这些儿科医生继续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出现这种概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依然意味着儿科就医难的社会困局难以解决。

    相反，如果给城市儿科病床数制定一个国家标准，每千名儿童需要建设多少张儿科病床，每张病床配备医生、护士人数分别不能少于多少人，并将之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就有利于推进这种卫生建设。

    有了这种客观的、统一的评估标准，每个城市才会知道在儿科资源的供给上，自己欠债多少？也能够建立起一种问责制，对不履行责任的官员进行问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些公众对儿童看病难痛到心扉，但官员却“稳坐钓鱼台”，无动于衷，因为事不关己。

    儿科带有浓厚的公益成分，所以不能以单纯商业的逻辑去经营。政府需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去履行责任。当下儿科人手紧张的本质，恰恰是因为政府责任履行不到位造成的，这是出现儿科医务人才短缺、投入不足、相关规划缺位的根本原因。

    只有建设这种国家标准，各地用问责制来确保标准的落地生根，才能唤醒责任感的回归，应对儿童看病难危机。